香港曾被稱為「禁書天堂」，《明鏡》、《開放》、《前哨》、《爭鳴》……一本本名字類似、排版相近的雜誌，密密麻麻豎立在報紙攤檔顯眼位置，「天津爆炸黑幕」、「五中全會檢驗」、「十八大人事變動」，還有一本本小書，說中共官場秘聞鬥爭，2015年巨流出版社推出數本與習近平有關書籍後，發生銅鑼灣書店事件，「禁書」產業開始萎縮。去年7月，港版國安法成為打垮禁書最後一根稻草，政治禁書全面絕迹香港。禁絕了討論中國官場時政的政治書刊，但出版界仍未能鬆懈，不少香港作者都選擇離港到台灣出版，台灣有出版社自2019年開始為港人出書記錄反送中運動，見證國安法實施後的變化，想起那段戒嚴時期，也是香港為台灣出版，現在為香港人出書，義不容辭。

《明鏡》創辦人何頻近日對本報重提他在1997年說過的話。「《明鏡》還在香港存在，香港出版自由就存在，如果《明鏡》不存在，就沒有出版自由，沒有新聞自由。」

「沒有了，全都沒有了。」為《開放》雜誌擔任編輯14年的蔡詠梅說，以往在香港出售的政治禁書最受內地旅客歡迎，「來香港買東西，非常重要就是買政治禁書，因為香港有的他們都有，只有這些是他們沒有的」。曾經為銅鑼灣書店工作的胡志偉也說，高峯期全港有20多本政論雜誌，現在幾乎絕迹。

尖沙嘴天星碼頭幾個報紙檔，以前醒目位置總放滿中共秘聞、權鬥書籍雜誌，讓內地遊客一下船就見到，現在消失殆盡，原本位置可能賣水，可能賣涼果。蔡詠梅指，政治禁書的消失是一個過程：紙媒被互聯網取代、銅鑼灣書店事件、內地嚴禁運書、最後一擊是去年實施港版國安法，「很多出版社不出書，也估計會隨時觸犯國安法，印刷也是」。

1991年創刊的《前哨》去年7月停刊，前一晚11時港版國安法正式實施，這本回歸前已存在的雜誌定格在2020年6月那一期。6月，出版多本政論雜誌、中共政治書籍的明鏡新聞出版集團也退出香港市場，創辦人何頻說，「也沒多久，看了國安法實施前，就退出了，我把所有書銷毀了，打成紙漿」。30年的心血，十數萬冊書籍打成紙漿，因為那條看不到的紅線，「因為都是紅線，有些紅線它不是寫在表面上，根本不知道紅線在哪個地方，等你出事才知道，原來是不能做的。為了我們員工的安全，為了我們作者的安全，所以我們離開香港」。

出版時政刊物的業者都會說，香港本沒「禁書」，「禁書」是對應內地的，因為香港理應享有出版自由的，就好像《基本法》第27條所寫，「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紐約時報》曾指，中國的第一本禁書是由毛澤東早年主要政敵、中共元老張國燾所著的《我的回憶》，毛澤東在書中被描繪為一個殘酷無情的領導者。

香港出版的中共政壇禁書，讓讀者仿似身處中南海，了解中共秘聞。胡志偉說，很多禁書材料都是內地政治人物刻意放風，用來拉對方下台。但現在禁書絕迹的其中一個原因，除了國安法，還是因為在內地的派系鬥爭已沒有以前那麼激烈。何頻說，近年禁書的高峯時期是2012年重慶原市委書記薄熙來落馬那時候，是習近平上任前後，最鮮明的一次權鬥。

2021年是港版國安法實施以後的首個六四，今年還可能見到六四新書嗎？出版過《中國「六四」真相》的何頻說：「我覺得香港沒有人敢印刷了，也沒有發行商送到書店去。」他說，以前就算中資書局也會售賣這類型的書籍，但現在書店都不敢售賣，「香港的情況，比我們看到的嚴重很多」。何頻語重心長地說：「現在香港的問題，是新聞自由、出版自由最危險。」《明鏡》退出香港後，主打網上平台，拍攝短片論政，「我們做了30年，我也覺得差不多了，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新時代，影片的時代，傳播非常大。」蔡詠梅說，不是只有出版一環會擔心，發行、零售、印刷，所有環節都擔心會誤墮法網。

過去的禁書，在香港絕迹，但出版界疑慮未除，樓上書店還能出售反修例運動書籍，也有講中共歷史的書，但那把架在頭上的刀，不知甚麼時候鍘下來，「不是紅線的問題，是紅油的問題，他喜歡隨意往哪裏潑就哪裏，可以隨便禁，幾個角度看，內容擴大了」。已到台灣的桑普在五年前曾出版一書，因講及習近平，出版商遭「姓黨人士」警告不能推出，那時候的紅線是「習近平」，桑普說，現在為香港出版業定下的紅線，彷彿無遠弗屆，「攝影集、漫畫，政治嘅一律都不能出，就算次文化堂也沒辦法出很多書，受人審查」。

紅線明確的話，或許還可拿揑，但對一些書者來說，紅線在哪兒，是一個問題，為免誤墮法網，不少香港人選擇在台灣出版記錄社運的書籍。2019年中後期，香港人在台灣出版的社運書如雨後春筍，「一人出版社」出版了《我們的最後進化》，發行了《傘下存志：香港反送中社會運動文宣作品集》。

一人出版社負責人劉霽說，那時候來自香港的作者先找他的，「就是他們想來台灣出版，因為香港那邊有很多出版社有顧慮，我看了也覺得喜歡，也覺得台灣這邊有義務跟責任要幫助香港」。

書本記下的是歷史，盛載的是情感，劉霽說喜歡看人的故事：「它是很有故事性的，一個一個小人物的，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故事，我覺得這些故事很珍貴，我一直很關心香港，剛好接到這個書。幫助香港記錄也是一個考量，當然有興趣也可以幫到香港，也是義不容辭。」

台灣人經常會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戒嚴時期，人民應有的出版自由無法得到保障，「黨外刊物」不能存在，那些都是禁書，都是靠香港人幫忙出版，再寄回台灣。翻查台灣國史館研究，「以1952年為例，那年台灣大約流通着4,000至5,000本中文圖書，卻僅僅427種新書是在台灣印行的，當時許多圖書仍仰賴香港進口……」。

有人會以風水輪流轉來形容。在台灣重新開始銅鑼灣書店的店主林榮基也說，「香港出版業轉移台灣勢所必然，正如早期台灣出版業，解嚴前，只能在香港出版，郵寄回去。現在不過恰恰倒轉；五十年河東、河西。」林榮基說，目前沒有計劃再做出版， 在書店則有一個專門探討中國政治、香港社運的專櫃。

為上一代獲香港協助出版禁書，在這一代出手回報的，還有台灣的「奇異果文創」。該出版社在2019年出版《反送中攝影集：我願榮光歸香港》和在2020年出版《反送中攝影集：年輕的苦難》，前者記錄2019年反修例運動前期，後者重點則落在中大和理大圍城。

「奇異果文創」對本報說，第一本書和第二本書的出版時間，正正落在港版國安法落實前及落實後，可以明顯對比，第一本《反送中攝影集：我願榮光歸香港》，當時香港的大型書店還會引進，到了國安法實施後，有書店指自己因為被人檢舉，所以也不想冒險進貨，「那時候進入香港，的確遭阻礙，書店表示，反送中攝影集有被檢舉，但不知道是誰，比較擔心」。

香港的故事，在台灣出版，香港人要看，就要寄回來，書店和出版社都有考慮如果過海關時，萬一被認為可疑、觸法而遭整批攔截，就是一筆損失。「紅線甚麼時候會落到那麼具體，這個我們很難判斷，這方面我們會小心謹慎。」奇異果文創說。

衝突場面不再，伴隨港版國安法實施，出版刊物風險增加，這些有關香港政治生態、社運的書本今年未如前兩年般多，但奇異果文創表示，已有計劃繼續為港人出第三本書籍，但他們也預計賺不了錢，畢竟寄書回香港有風險，在台灣有興趣的讀者也未必真的很多，用廣東話說，就是「嘥心機捱眼瞓」，「因為我們在台灣是一個獨立出版社，我們出版不是完全以商業考慮。像是國安法的逮捕，如果只是散在報紙，很可惜，覺得有記錄的必要。」

「這比較像是我們的價值，我們的信念，民主自由得來不易，爭取都需要很長時間，這些事情如果當年有受過別人的幫忙，現在為甚麼沒辦法幫香港？」奇異果文創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