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洪先生要的那兩本書帶到他家交給他。三四十年的老朋友了，他早歲在文伯伯老唐樓裏當賬房兼打雜跑腿，今年快八十了，坐骨神經和兩腿都痛了好些年，去年策杖拖步還能拖上茶館喝喝茶，今年開春寒氣氤氳，舊患欺人更甚，他心情不好不怎麼出門了。
洪先生住在西環山腰上一條幽靜的橫街，離文伯伯當年住的舊樓不遠。我在〈湖藍綢緞〉裏說文伯伯做的是私家銀號生意，專給南洋各地福建華僑辦理僑滙打點郵包一類業務，二戰時期已經做開了，大陸變色之後的頭一二十年經營規模相應更大。文伯伯辭世不久，洪先生轉去西環一家老字號記賬，七十歲那年不做了，清清淡淡過着安善的養老日子。

跟洪先生聊天最投契。他抗戰時期在廈門大學畢了業就跟着文伯伯學做生意，工餘讀書上進，滿肚子舊學新學，研究龔自珍尤其到家，六十年代還在香港報上開過專欄寫雜文。我讀過他寫章士釗的那幾篇，對章士釗報效紅朝流露的是不太忍心的痛心，鞭辟拿捏得格外老練。洪先生廳堂上長年掛着章士釗給他寫的條幅，詩好字好，我每次上洪家總要多看兩眼。南窗邊那幅畫柴畫米畫油畫鹽畫糖的橫幅也別致，是洪先生泉州一位畫家朋友畫的，說是紀念五六十年代靠洪先生從香港寄包裹接濟鄉人的悽厲歲月。
「文先生那家小銀號那年頭總算做了好幾年積德的事業！」洪先生說。「你都看到的，天天大包小包活了多少人命，共產黨造孽啊！」我忽然想起大陸戲劇理論家杜高對李輝說的故事：一九六二年五月，他在北京南郊的勞改單位跟外貿部的英文翻譯姚祖彝一起負責打掃院內廁所，姚祖彝寡言，打掃完廁所總愛獨自靠在地鋪上看書，看英文袖珍本《傲慢與偏見》，說是一九四八年考進燕大英文系，姐姐妹妹都在香港。「他的枕頭底下藏着一小罐香港寄來的豬油，」杜高說，「每到吃飯時，他就悄悄把豬油塗在窩頭上，令我們羡慕不已。因為有了豬油，他的腿沒有浮腫，還能挑得動糞桶。」姚祖彝終於也槍斃了。

那天，洪先生找出一本記事簿一邊翻看一邊說，那些年他做了一些紀錄，一九五七到六七年間，他經手寄回內地的包裹以豬油、糖、奶粉為大宗，然後才是藥品、布料和罐頭。「那年月大陸靠香港，」他說，「如今我們倒指望他們來推我們一把了！」李輝那本《一紙蒼凉：杜高檔案原始文本》裏說杜高來過香港避難：「香港生活雖苦，但沒有甚麼限制」。
運動一來，這些話自然是罪狀，咬定他「對香港生活的眷戀」，批鬥紀錄上還用紅鉛筆批注六個字：「不民主，戀香港」！洪先生怔怔望着牆上那幅柴米油鹽喃喃說：「形勢逆轉了，香港貶值了，《基本法》有了新的注疏了，你還圖什麼兩制、圖什麼民主！」我匆匆告辭下樓，幽靜的橫街夕陽匝地，一條老狗趴在樹下打盹。
（圖）余英時一九八五年錄舊作條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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