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仔呢邊呀」，蘋果仔是那些年對《蘋果》突發記者的稱呼，那年的張家樂騎着電單車左穿右插，只求搶到最先到場。「做單老笠PLO（持槍行劫），當警察電台通知警員前往現場，電單車引擎就會撻着」，為的是把握時機拍攝警員穿避彈衣、戴頭盔，手持MP5拉封鎖線一刻。「新聞是跑出來的，除鬥快、還要鬥智」，這是《蘋果》突發記者張家樂的精神。

他回想2004年前的「竊聽」年代，跑突發就要懂得在警察電台對話中聽出端倪，如同時通知多部衝鋒車到場，便知有重案發生，但地點在哪裏呢？總有「口多」警員洩出端倪。

「記者要肯去問，總有一兩句」，他指那年代攞料從不用等阿Sir briefing。「師傅，乜嘢料？」第一批到場的警員往往知得最多，大家熟口熟面，吹兩句水，事件來龍去脈比問PPRB清楚得多。

至於加入突發組不足一個月的Lily，在6.4當天首次獨身上陣採訪旺角「大場面」，多得有坐堂敦促「你係記者，可以行近少少，膽大有官做」，硬着頭皮完成街訪，終得到一句「幾好」的肯定。她直言「做新聞是自己理想」，希望這理想由《蘋果》實現，「感動是曾在《蘋果》留下一些甚麼，曾在香港新聞界留下一些甚麼，曾在讀者心中留下一些甚麼。」

同期亦有三名新聞系學生加入突發組實習，未料採訪不足四天便面臨停刊，他們大嘆可惜，還未經歷「大場面」便被腰斬實習期。周同學直言，「無咗一個媒體可以幫社群發聲」。經此一役，他對香港的新聞自由不感樂觀，「其他媒體都有機會被抹殺，𠵱家係唔容許有其他聲音」。

《蘋果》突發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