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禮記．禮運》道出了中國傳統的政治理想。
在大同的烏托邦裏，公義充溢社會，各人以公眾利益為先，沒有一絲半點私慾。堯舜禪讓為史家推崇，正是這思想的影響。
根據傳統邏輯，要向大同社會邁進，政權絕不能歸於廣大人民。因民眾是愚昧自私的，只會為私己打算，罔顧公共利益。推而廣之，大同社會亦不能由政治角力及協調的方式產生。因黨派各自腸肚，不以大局為重。中國歷史上的黨爭，皆以內亂或政治清洗告終。派系必然偏私，然而賢人卻應和以處眾，不偏暱阿比。「周而不比」、「群而不黨」正是君子的美德（見《論語．為政》及《論語．衛靈公》）。

以公共利益作為最高目標的傳統政治理想，多多少少影響了我們的民主觀。我們也許認為群眾是愚昧自私的，以為民主制度在民智未開的中國以及金錢掛帥的香港是不可行的。我們或許也會反對香港民主黨，甚至泛民主派，以為它不能不偏不倚的為港人謀求福祉。
在我們以上述原因否定民主社會之前，應先了解其後果和代價。
政權既不能歸人民，亦不能歸政黨，社會便只有由一位賢君及一群賢臣來管治。這些賢君臣凡事當以義為先，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因此社會能達至大同。但不偏不倚的君子只是理想世界中的人物。
現實生活中的領導集團，即使其意為民，囿於本體或客觀環境限制，其政策亦未必能盡善盡美。更何況領導集團志在剝削人民？由於沒有制衡力量，領導集團成為唯一的、無形的黨派，以鞏固集團權力和利益作前提，為所欲為。人民只得淪為統治者搜括的對象。

從這個角度來看，特區政府跟港英政府在本質上並沒有兩樣，分別只在於手段的高低和普遍經濟氣候的差異。在香港當權的地產勢力，結合政商兩界，私相授受，以高地價政策搜括民脂。
香港生活指數高昂，正因為各項日常支出及消費都附加了無形的地稅，使實際稅率比法定的、享譽國際的15%低稅率高得多。正當我們為樓宇的市值沾沾自喜，實在已不知不覺地成為地產管治集團的俎上之肉。
要打破政治及經濟壟斷，香港需要全民普選特首及立法會。民主制度儘管不完美，卻能相對平衡社會上各階層的利益。我們平日雖然為口奔馳，不會每天均以公義作行為的規範，但在大是大非問題上，香港人仍能從良知出發，顧及公眾利益。
七一遊行是最佳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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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