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書法大比併,誰勝誰負是個有趣話題。展出的日本第一把手無疑是藤原行成(九七二——一○二七),是北宋初期的人,寫王羲之字體寫得非常好,結字了得,變化也多,可惜自己的風格不明顯,面目有所欠奉。與同期的宋四家相比,以深度論英雄,藤原行成寫不過其中三家。這就帶來我要說了很久的話:搞藝術要有深度,而如果一個藝術家沒有自己的風格,本領再高,青出於藍,深度還是他人的。這是搞藝術的困難:無面目與刻意地創風格,皆不可取,而走對了路向又要講深度,論變化,談何容易!
跳到明代末期,中國的書法明顯地高於日本。那時在中國,同年同日生存過的有六位師級人物:徐渭、董其昌、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王鐸。各自成家,面目不同,是唐宋之後中國書法的一個高峰期,了不起,可惜是最後一個。實不相瞞,比起日本同期的書法,中國勝出很多。
跟着的中日書法大比併,上海博物館這次展出沒有交代。我的意識是王鐸之後,神州大地再沒有舉足輕重的書法大師出現過。清代重視隸書,而有大成如金農,寫不出王鐸的深度與變化。日本呢?他們拜王鐸、倪元璐等為師,臨摹得好,其中的表表者有自己的面目。今天,書法上,東洋鬼子是把炎黃子孫比下去了。
回顧歷史,單從書法看,中國人比日本人較有創意是我的看法。但從重要的臨摹前賢之作入手,中國人比不上日本人那樣認真。基礎不足而走創新之路,很容易敗下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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