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理的保釋條件甚至會令被告陷入經濟困境。Terry（化名）去年在示威現場因涉嫌阻差辦公被捕，上庭前他未有預先得到律師支援，直到提堂時才獲法院當值律師協助。Terry最終獲准保釋，但須守宵禁令。得悉裁決，本身在商場做通宵更清潔工的他頓感愕然，在沒有任何準備下不懂反駁。辯護律師曾指出宵禁令將令他失去工作，但裁判官拒絕接納。

自嘲「盲字都唔識多個」的Terry獨住深水埗劏房，「冇咩積蓄、人工又唔係特別高，餐搵餐食」。為遵守宵禁，他要暫停工作，又要應付每月5,000多元的租金，生活難上加難。宵禁令維持了三個多月，直到Terry僱主為他出信證明才獲取消，終能如常上班。

禍不單行，首次提堂後翌日，老父因急病入院，不久後離世，零收入的Terry完全無力處理父親的身後事，全靠被捕者支援基金和職工盟協助，Terry才能渡過最艱難的日子，讓父親入土為安。

用保釋條件中斷被告的收入實非法例初衷。根據法改會1989年的報告，若被告有一份工作，在無罪假定的情況下，法庭考慮保釋時理應盡量准許被告恢復工作，「假如他恢復工作，其他人便毋須再負起供養他家人的擔子。大部份藍領工人一旦被收押，便會失去工作，即使日後獲得釋放，也並不表示他就可以自動得回昔日的職位」。

須自備工作證明說服法官

大律師梁嘉善指出，初次提堂時，辯方為保釋權進行辯護並不容易。與普通審訊一樣，被告獲保釋與否，舉證責任同樣在於控方，但初次提堂時，警方所做的調查往往非常片面，法庭只能根據控方所撰寫的控罪書或一些簡單的證據作出判斷，「例如控方依賴嘅只係一啲螢幕截圖，但其實夜晚，大家都係深色衫、一群人，根本連邊一位係被告，甚至喺唔喺現場都認唔到。但控方就拎呢啲質素咁低嘅證據，去同個法官講，有時法官又會相信」。

直接由警署帶上法庭的被告，更無法搜集資料說服法官，「佢哋唔會有任何工作證明喺手，法官就話：『你話返工啫，都未有證據。繼續宵禁啦。』等到佢問到公司拎證明，都需要一段時間」。梁嘉善說：「對於被捕人士，就算唔係懲罰，都係極大嘅困擾，但係卻基於控方未有充份表面證據嘅指控，對被告嚟講唔會係一件理想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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