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首相貝理雅真的要多謝颱風「伊布都」，令他有藉口縮短行程，避過和立法會議員會面的尷尬場面，避過了李柱銘和劉慧卿等民主派人士對他的質詢—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國，英國人到底有沒有負起他們對香港道義上的責任？
香港之所以到了二十一世紀，仍要爭取民主爭取普選，翻起舊帳，就是英國在管治香港的一百五十年，沒有為港人設立一套民主的政治制度；直至中國八○年代要收回香港，才急就章推出所謂的「代議政制」，可惜為時已晚。

回國面對政治危機
九七回歸後，港人對英國已沒有甚麼幻想；但是在今次就《基本法》23條的立法期間，港人在特首董建華和北京政府相迫的夾縫下走上街頭，亟須外界及國際社會的聲援，然而作為前宗主國的英國政府卻遲遲沒有主動為港人說一句話。
貝理雅今次回國，可能要面對上任以來最大一次的政治危機，要面對國會及國民的懷疑和不信任：究竟英國同意出兵攻打伊拉克是基於甚麼「準確情報」？伊拉克是否真的擁有大殺傷力武器或者製造的技術？英國武器專家凱利突然死亡肯定掀起波瀾，就算貝理雅在昨日的演辭中再三強調，全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但這是否出兵他國的充份理由，愈來愈惹人質疑。香港早前因23條引起的爭論，其實也有同樣的質疑。國家安全重要，但人民的自由又是否可隨便犧牲？何況，香港目前絕對沒有迫切需要匆匆立法對付顛覆分子。
貝理雅對五十萬港人和平上街以及特區政府和平處理的稱讚，港人心領了。他形容這是「一國兩制」這制度應付危機奏效之處，就是有足夠的彈性容許不同意見浮現，最終特區政府聽取民意，取消了禁制組織的條文，《聯合聲明》的條文並無受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