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斐遜說過：如果法律不公義的話，我們有權力不守，我們更有責任不守，不公義的法律就是公民抗命的原因，馬丁．路德．金在美國進行公民抗命，抗議美國一條不平等、不公義的法例，禁止黑人接受與白人對等的待遇，其中禁止黑人坐巴士一條便是歧視黑人，馬丁．路丁．金發起罷坐巴士運動，所有黑人不坐巴士，以腳步取代，上班上學，最終，迫使美國政府修改法例，容許黑人與白人有平等權利，平權就是公民抗命而生，平權就是黑人走出來的。

印度聖雄甘地用另一方式的公民抗命迫使印度獨立，當時的印度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印度人受「黑法令」所歧視，面對英國人的霸權，甘地發動罷買英國貨，包括日常用品，呼籲印度人生產盬和衣物，抵制英貨，自給自足，最終迫使不平等法例取消，甚至獨立成國。

至於香港的佔中運動，是我們公民抗命的方法，是對於香港的不公義說不，是為了爭取真的普選，如果最終的普選方案是不公義的，我們有權力不守，我們更有責任不守。甘地、馬丁．路德．金的公民抗命成功爭取公義和平等，佔中方式去爭取民主又可不可以同樣成功呢？

不要問香港為你服務甚麼，而先問你可以為香港服務甚麼？為了香港，為了香港民主發展，為了有真的普選，你可以去到幾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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