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夏認為，香港的雨傘運動就像當年八九民運一樣，啟發了新一代的年輕人，讓他們知道民主需要努力爭取。與之不同的是，香港佔中運動的主要發起者留在香港，選擇了承擔。

「雖然佔中三子被香港法院判刑判得比較重，但我還是覺得，在香港的法庭被告人有發言權，他的律師也能夠發揮作用，要是這發生在中國大陸，情況會完全不同。香港的司法獨立是比從前少了，但我還是相信法官還是有一定的獨立性。」白夏也留意到了香港4月有13萬人走上街頭，抗議香港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這個條例引起很大的不滿，上次的遊行示威有很多人參加。今天我聽了香港的廣播，說有一些比較支持中共的人也開始反對這個條例。為甚麼？因為他們也是香港人。」

信民間力量　對港前途有信心

近年香港的言論和集會自由出現倒退迹象，悼念六四似乎也變得越來越困難。支聯會的六四文物紀念館在成立後遭其他業主投訴而被迫暫時閉館；好不容易搬到新的地方後，卻又在開幕前遭不明人士闖入破壞。此次關於六四30周年的會議也必須選擇在台北而無法在香港召開，只因為參與會議的人士如王丹、吾爾開希、封從德等人皆在港府的入境黑名單內。白夏對今次會議無法在香港舉行表示遺憾。

不過，他同時表示：「雖然香港的情況一再惡化，但香港的自由度還是有的。這次關於六四30周年的會議沒有選擇在香港開，那是因為許多參加會議的人不能入境香港，但關於六四的研討會還是能夠在香港開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說一國兩制已經完全結束了。我覺得香港（言論自由）的空間比以前要小，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空間。比方說，六月四號在維園會有很大規模的燭光集會。」

白夏表示，北京當局擔憂香港的民主運動及言論自由會影響到他們的管治，因此才會如此想方設法地控制香港輿論，而為了控制香港輿論就必須控制立法會，必須控制香港的社會運動。儘管如此，白夏仍然對香港的前途抱持一定程度的信心：「香港的司法制度還是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哪怕中共的壓力再大，我相信香港民間社會對於自由信念的傳承還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