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先生病重的消息，在這幾天紅旗滿街之際帶來另一種社會心情，那是人們重新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某程度而言這也是另一種的「回歸」──不是北京期待的政治交心回歸，而是重回聚焦中國的民主與自由，更有由此延伸檢視八十年代中英關於香港前途談判、九十年代回歸歷程、九七以後迄今二十年的香港之路。香港民間對劉曉波的關切與擔憂，以及中國當局對劉曉波拘捕判刑以及對劉霞女士的長期軟禁，兩地之間法治的巨大落差，再一次折射出三十年前香港社會對北京的對港政策質疑的根源；而這些質疑，在在證諸於二十年來人們目擊「一國兩制」的變腔走調。

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香港社會對未來的憂慮，不在於經濟發展，也不是競爭力排名這些內容，而是怎樣抵擋中國大陸的一套價值觀及行事方式南移香港。當年中國經濟仍處於改革開放初期階段，遠非今天的國庫多金可比，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與「五十年不變」承諾，以「香港不變」應對所有質疑，更由此演繹出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社會「特點」的「馬照跑，舞照跳」這兩句瑯瑯上口的承諾，務求穩住人心，不致在中英角力的民意戰處於下風。1984年6月22日，《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前三個月，鄧小平會見香港訪客時談及對港政策五十年不變，「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同年10月，鄧小平對國慶觀禮團再說，「聯合聲明確定的內容肯定是不會變的」、「在國際上說話也是算數的」。在對前途迷糊不清的1984年，北京以信譽擔保，在香港社會埋首喬治奧威爾（ George Orwell）充滿對時局隱喻的小說《一九八四》的氛圍下，中英雙方終於在同年年底簽署一紙聯合聲明。

香港前途問題由八十年代初冒現，一直以來至今這三十多年都是牽涉信心問題，1984年如是，1997年亦是如此。那時北京是在港人對中共過往言行的第一身認知當中，小心翼翼重建民間的信心基礎，那是中共在港人親歷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眾多政治運動後所極力爭取的信任。這一點，連信膺唯物辯證的中共領導人當時亦承認，否則的話，也就毋須一再強調「說話算數」。若不認識此一歷史背景，以為香港回歸是自然而然，那是對歷史的弱視，亦是對客觀事實的無視。不過，八十年代北京雖以一己信譽作保的承諾，在這二十年來以彈票作結，說好了的雙普選沒有兌現，說過的「換面國旗、換個港督」發展下來當然不止於此，至於曾經如同隱形的中聯辦如今變成所謂管治第二套班子，更是對歷史的嘲諷。

五十年太久只爭朝夕的心態在這二十年越演越烈，那種急不及待全面管控香港的企圖心，反映在北京對港的政策和言行，以前的承諾出現反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較八十年代的解說，像聖誕樹裝飾那樣越掛越多。到了《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全面管治論出籠，《中英聯合聲明》根本已成一紙廢約，九七之後初期的中央積極不干預成為過去，從地區選舉到立法會乃至特首選舉，皆可見北京伸出的長手。高度自治成為泡影，「西環」由地理名詞搖身一變成為政治權力來源代名詞，「一國兩制」扭曲變形，人所共見。有一種說法指出，《一國兩制白皮書》帶來第二次信心危機，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不是事實的全部。除了信心危機以外，是如何繼續走完未來三十年的「一國兩制」，不致中途爛尾；重回八十年代社會所理解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初衷，將是唯一出路。
（節錄，全文將於明日蘋果論壇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