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律政司藉外傭居港權一案，要求終審法院提請人大釋法，澄清其1999年就「吳嘉玲案」首次解釋《基本法》的內容，以推翻終審法院在2001年「莊豐源案」就雙非孕婦在香港所生子女可擁有居港權的裁決，惹起新一輪釋法風波。

根據《基本法》第158條，如果香港法院審理案件時需要對《基本法》關於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案件判決，終審法院應提請人大常委會要求解釋。但此條並未明文禁止其他個體提請釋法或人大主動釋法。過去四次釋法中，只有一次由終審法院提呈，其中一次更是人大主動釋法。
香港沿用普通法制度，解釋法律是法院獨有權力，政府提出釋法就是政府以行政干預司法，破壞香港司法獨立。然則，司法獨立又有何重要呢？

行政、立法、司法的權力分立制度中，司法的獨立性特別重要。司法即法庭系統，主要職能是按法律判案，故司法系統是法律的解釋權威。
三個主要的政府機關中，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都直接承擔管治社會的責任，負責制定有關法律和政策；而司法機關只處理訴訟，裁決法律糾紛，但不直接負責管治社會，也不直接參與有關法律或政策的制定，並對行政和立法機關起限權作用。
舉個例子，2010年有變性人向政府提出司法覆核，因為政府容許變性手術，也為他們發新身份證，卻不准他們以新性別身份與異性結婚。由於《婚姻條例》清楚寫明「婚姻是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條例中的男女並不包括已進行變性手術的人，如何界定變性人也難有定論。主審法官認為，變性人可否享有結婚權利，應由社會討論，並立法解決，而非由法庭處理。此例反映，法庭只司職解釋法律條文，按法例判案，但有關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法庭無權參與，必須交回行政和立法機關處理。
因此，司法機關的任何一位法官處理訴訟時，都不應受行政、立法甚至司法機關內部的其他法官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及施壓。如果法官審案不能完全只根據法律作出裁決，法院就會淪為滿足政治需要的工具，審判變得不公，法治社會便成了人治社會。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名作《動物農莊》（Animal Farm）中，動物革命趕走人類後，訂立了「七誡」，即所有動物都要遵守的法律，並將之刻在牆上。其中一條是：No animal shall kill any other animal.（任何動物不得殺害其他動物）。當那隻領袖豬拿破崙處決了不聽話的動物後，部份動物記起這條戒律，再往牆上看時，戒律變成：No animal shall kill any other animal WITHOUT CAUSE.（任何動物不得「無故」殺害其他動物）。
這段故事暗諷行政機關兼有立法、司法之集權。如果行政機關擁有修訂法律的權力，便可把法律按自己的統治利益修改。將故事套用到釋法問題上也一樣，想像一下，如果動物農莊出現一個超越司法機關的「動物釋法委員會」，可以按照獨裁豬拿破崙的意願，即行政需要來解釋法律，按所謂「立法原意」指「不得殺害」其實指「不得無故殺害」，那麼社會將變成怎樣？如果司法機構沒有獨立權力，人大動不動便可像動物農莊的獨裁動物般，隨意解釋法律，推翻法院決定，法律便淪為政治工具。
如果司法機關不獨立，而像內地依附行政機關並與之緊密合作的機構，那麼梁振英爆出僭建醜聞需要面對法律審判時，法庭可能會按梁的行政指示，把僭建的相關法律解釋為「只有落案時仍保持原狀的僭建物才是僭建，處理了的僭建便不是僭建」。倘若如此，法律還有甚麼用？

《基本法》規定，香港擁有高度自治權，除國防和外交屬中央事務，其他均是香港內部事務。居港權風波顯然屬於香港內部事務，應由香港法院詮釋相關法律，法庭也只應按法律條文作判決。至於居港權所衍生的問題如何堵塞，是行政和立法機關的責任，法庭無權參與。如果因為要解決雙非問題，讓終審法院推翻自己先前的判決，犧牲司法獨立和普通法精神，以迎合政治需要，極壞先例一開再開，香港賴以成功而又碩果僅存的核心價值便會喪失，長遠豈會是香港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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