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敢言學者趙士林上書:倒行逆施 封鎖真相導致疫情兇猛蔓延
趙士林武漢肺炎wuhansars
肺炎疫情致內地社會人心惶惶之時,中央民族大學退休教授趙士林近日連發兩封給習近平的「庚子上書」,力數鑄成疫情兇猛蔓延之五大原因,包括體制極端維穩慣性、報喜不報憂習性、唯上唯權僵硬機械性、公民社會功能喪失、信息不透明不通暢輿論功能缺位等。第二封上書更以李文亮事件勁鬧中共宣傳機器,直指中宣部打壓輿論、封鎖真相,剝奪言論自由,終釀成今天的社會惡果,要求還人民言論自由權,落實民主自由法治。
這是繼清華大學許章潤後再有著名學者公開上書,挑機中共最高領導人。
一向敢言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學退休教授趙士林在上書中寫道:
我們的宣傳是「大宣傳」,管控着國家全部輿論傳媒和各類訊息渠道,因此宣傳系統對今次疫情的防控,是非常重要的一翼。不能不遺憾地指出,導致今次疫情兇猛蔓延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宣傳系統在疫情初期對疫情訊息的嚴密封鎖,麻痹了公眾對疫情的警覺和防控。目下,伴隨著防控疫情工作的深入,宣傳工作又出現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現象,故就有關問題提出建言。
請允許我從李文亮事件談起。李文亮事件有兩個層面的沉痛教訓 。
其一,倒行逆施封鎖真相導致疫情兇猛蔓延。李文亮於12月30日披露疫情真相後,有關部門依據宣傳系統訊息管控的要求,不是面對疫情真相,認真處理李文亮醫生在第一線第一時間提供的無比寶貴的訊息,緊急採取措施,而是否認真相,整肅披露真相的人(即坊間流傳的「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李文亮先是被武漢市衛健委詢問,接著被醫院監察科約談,後又被公安以「傳播謠言」訓誡,最後被央視作為「造謠傳謠信謠」的典型曝光。
這種倒行逆施令廣大醫護人員噤若寒蟬,嚴重地阻礙了一線專業人士對疫情真相的及時披露和防控,從而導致疫情兇猛蔓延。適如鍾南山先生所指出:如果在十二月或一月及時採取防控措施,疫情會小得多。有人依此做過推算,如果在1月初採取防控措施,染病者不會超過千人,死亡者不會超過40人。李文亮事件突出地暴露了打壓輿論、封鎖訊息的巨大危害。
打壓輿論、封鎖訊息造成巨大危害,我們本來就有多次沉痛的歷史教訓。遠的就不用說了,就拿本世紀的愛滋病蔓延、非典肆虐來說,我們就因瞞報吃過大虧,愛滋病傳播真相的吹哨人高耀潔教授和非典真相的吹哨人蔣彥永醫生反遭刁難和打壓,至今仍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以至於今次疫情又釀成了李文亮事件。高耀潔事件、蔣彥永事件和李文亮事件,顯然都和宣傳系統的錯誤政策具有密切關係。
其二,剝奪言論自由已經極端的不可理喻。李文亮的遭遇使他成為講真話曝真相被迫害的象徵,但他在生活中其實是一位老老實實的「模範市民」,是「歲月靜好」的追求者、是體制的擁護者,諸如坊間所傳的「護旗撐警」等。他絕不是一個異見者、批評者、公知,更不是敵對勢力。但就是這麼一位循規蹈矩的「套中人」出於職業敏感和專業知識講了幾句真話,也立刻被無情打壓,足見言論鉗制已經多麼極端,多麼不可理喻。如此蔑視公民基本人權、毫無道理地剝奪言論自由的社會,難道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嗎?
李文亮事件告誡我們,落實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人權,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已經是當務之急。同時應該認識到,言論自由不僅是基本人權,也是信息時代保障社會公共生活正常運行的基本條件,剝奪了李文亮等八位醫生的言論自由,令他們對疫情的預警未能及時傳達給社會,未能引起各方面的警覺和防範,導致疫情不可收拾。這個教訓要多深刻有多深刻。
剝奪言論自由釀成社會惡果的事件所在多有,本應引起宣傳系統的深刻反思,但匪夷所思的是,有關方面非但未能吸取這些事件的教訓,反而在疫情洶洶,防控形勢依然非常嚴峻之時,變本加厲地封鎖網路輿論對疫情的各類報道,打壓在防控疫情第一線披露真相的民間人士,這不能不令人心寒齒冷。
特別不可取的是,與倒行逆施繼續打壓輿論、封鎖真相的同時,宣傳系統又開足馬力,在國難當頭,疫情仍不斷奪去一個個同胞生命的嚴峻時刻,以《大國戰疫》為標誌,迫不及待地掀起了歌頌領袖英明,讚揚制度優越的宣傳攻勢。
例如國家廣電智庫的文件要求:「把習近平總書記視察的畫面和領袖風範呈現出來,把總書記最新重要講話和重要指示精神原原本本宣傳報出來……堅決做到廣電總局黨組反復強調的『宣傳核心,維護核心』」請問宣傳部門,疫情嚴峻時刻,維護領袖形象重要,還是搶救百姓生命重要?不顧萬民號泣、心中只有領袖,合適嗎?再如2月29日,《人民日報》報道習總書記視察黑龍江,頭版大標題赫然入目:「總書記來過我們家:日子過得像蜜一樣甜」。請問面對這樣的標題,疫區民眾作何感想?總書記視察的地方「日子比蜜甜」,但總書記沒視察的武漢疫區呢?疫情洶洶之際,是報道疫區民眾的所思所想合適呢,還是報道非疫區民眾曬幸福合適?這樣的報道就不能緩一緩,等待疫情平息嗎?
疫情猶在肆虐,封城仍未解封,親人安危繫於一線,生離死別悲痛欲絕。國難當頭全民抗疫之際,宣傳部門念茲在茲的仍主要是宣傳領袖,突出領袖,讚揚領袖,這真的有利於領袖?而所謂「輿論導向」、「正能量」,「正面宣傳聲勢和實效」雲雲,很多情況下又是一如既往地文過飾非,諱疾忌醫,拒絕批評,歌功頌德,用「一貫正確」淹沒當局天大責任,用「愛國主義」淹沒公眾權益訴求,用「樂觀主義」淹沒萬千人間慘劇,用「心靈雞湯」淹沒種種人道問題。
這種宣傳模式當然也是由來已久。從反右到大饑荒到文革,從愛滋到非典到今次瘟疫,不管多少災難和錯誤,一句「艱難探索」就打發了。不管多少災難和錯誤,「偉大光榮正確」是不變的。製造災難,消費災難,讚美災難,每一次災難都變臉為政績,每一次喪事都辦成了喜事,是貴黨有關災難宣傳工作的慣用套路。不能不遺憾地指出,這種宣傳無異於傷口上撒鹽,非但不利於執政者的形象,反而嚴重損害了執政者在公眾中的威望。非但不利於制度形象,反而嚴重損害了公眾對制度的信心。如貴黨一直要求的,宣傳工作是黨的喉舌,那麼貴黨的喉舌天天宣傳貴黨領袖如何英明偉大、貴黨制度如何優越完美,說的溫和一點,是自我表揚,說的尖銳一點,就是自吹自擂吧?國難當頭之際,多少人間慘劇?多少人道災難?屍首叢中自吹自擂,白骨堆上歌功頌德,於心何忍?愚意以為,罹難同胞屍骨未寒之際,不宜迫不及待地自我肯定,自我表揚,不能讓讚歌淹沒教訓,不能讓豪情掩蓋問題,不能讓勝利沖淡責任,不能讓慶功遮蔽真相。 亡羊補牢,焦頭爛額之際,與其讚揚制度優勢,不如尋找制度漏洞。與其宣傳體制強大,不如補足體制短板。認真深刻地總結教訓,明確責任,完善和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培育官員職業道德和行政水平,應該是當務之急。
宣傳部門應認識到,最應歌頌的是一線出生入死的醫護人員,最應讚揚的,是慷慨解囊多方援助的愛心人士,最應同情的,是掙扎於疫情中的病患,最應哀悼的,是疫情中的罹難者,最應撫慰的,是罹難者的親友。有人可能要問,執政者上至領袖決策部署,下至基層幹部貫徹落實,也辦了很多實事啊!為什麼不可以歌頌?我的回答是,工人做工,農民種地,商人做買賣,執政者幹嘛?就是要拿著公民給的權力為公民辦事嘛!特別是化解公共安全危機,更是執政者的份內之事。工人做工農民種地商人做買賣都無需歌頌,為麼執政者辦事就要歌頌?執政者享受着多少特權?怎麼辦點份內之事就要「偉大光榮正確」不絕於耳?
適如加繆在《鼠疫》中所說:「這一切裡面並不存在英雄主義,這只是誠實的問題。與鼠疫鬥爭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誠實」。貴黨的宣傳工作,最需要的是誠實。
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前中央委員、文化藝術專委會副主任)中央民族大學退休教授趙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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