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萬少數族裔，這 香港 人口的百分之八，有自己的資訊管道，他們的媒體被稱為「族裔媒體」，報道族群內大小事，以家鄉語言書寫。

繼印尼女記者Veby Mega Indah中槍右眼視力永久受損後，她工作的《Suara》一度停刊兩個月，直至印尼語媒體《Migran Pos》的創辦人Yuli Riswati遭遣返，才終於在12月回歸。

記者傷了，媒體為17萬印傭撐下去。另一邊廂，《The Sun Hong Kong》則為19萬菲傭、百分之二點五的人口而寫，默默耕耘二十五載；僅佔千分之二的尼泊爾人之中，仍有最後一間紙媒，堅持為兩萬多人報道示威，網媒的抗爭直播傳回尼泊爾。

在近8個月的抗爭路上，這些族裔媒體人如何定位，如何報道抗爭？

Jagat Ambu Gurung：尼泊爾唯一的抗爭直播掌鏡人

12月22日下午5時12分，原本平靜的聲援維吾爾族人權集會，有人拆下國旗，防暴趕至，瞬間變得劍拔弩張。原本關了直播，打算趕往下一場的尼泊爾攝影記者Jagat Ambu Gurung去而復返，重開直播。

混亂中，警員衝前拘捕並毆打集會人士，雜物滿天飛，他大聲以尼泊爾語旁述解釋情況。他中了胡椒噴霧，仍在數米之內，拍到警員拔槍指向人群那一幕，觀看人數由原本集會的22人，瞬間飆升，事後這條片段累積近6,000播放次數。留言中，有尼泊爾人罵：「香港沒警察！人民等待被解放，這就是人民！」也有他的朋友問候：「哥，你吃飯了嗎？」

眾族裔媒體之中，在印尼語媒體《Suara》任職的Veby受傷後，只有尼泊爾媒體有示威直播，而Gurung則是唯一的掌鏡攝記。他今年50來歲，本身是地盤工人，自二千年初起為族群媒體供相，報道族群新聞。

月刊《Everest Khabar》主編Kisan Rai打趣道：「每一次示威，如果他沒有直播，就會有人致電問：『你在哪？你不直播嗎？』」近8個月以來，他寧可不上班，每逢抗爭必直播，名聲不脛而走。在直播下方的留言中，也屢屢見到「Gurung加油」之語。

香港有2萬多尼泊爾人，不過，光是他本人的Facebook攝影專頁「Focus out」，就有超過4萬like。至於他做直播的網媒HKNepal.com，更超過6萬讚好，最多來自尼泊爾，其次便是香港、英國，甚至有馬來西亞，沙地阿拉伯，成為各地尼泊爾人了解香港抗爭的重要渠道。所有直播之中，最受廣傳的要數油麻地人踩人慘案後，200多人被拘捕的慘況。

Rai續說：「他兒子看 香港人 日程表，把示威的時間地點告訴他，每次有示威，他就打給老闆說：『我今天不上班了！』」Gurung靦腆地笑，有朋友好奇問：「老闆為何不炒你魷魚？」他慶幸與跟隨多年的工頭熟稔，抗爭熾熱之時，他心掛在報道上，收入大跌，生活困難嗎？「有時啦。」他搔搔頭，幸得妻子支持。

6.12當日，他剛從位於南丫島的地盤下班，下午3時許，甫知道催淚彈落下，回家收拾裝備，便帶着記者證、安全帽、反光衣和相機到了現場，幾乎是最齊裝備的記者。

Gurung只聽得明部份廣東話，在衝突現場直播期間，他常常用不太靈光的英文問身邊記者情況怎麼了，再用尼泊爾語旁述。抗爭期間，總有許多人打給他，問「香港安全嗎」、「哪裏有示威」等等，Gurung看不懂中文，也常常拿着本地傳媒報章，向地盤工友請教。

父親是啹喀兵，曾在英軍服役14年，Gurung仍自豪地背得出父親的士兵號碼。隨父親遭調派，他在香港出生，在尼泊爾長大，他曾經受到被政府迫害的滋味，避走他鄉。他還是覺得情況「不太壞」，畢竟他在尼泊爾任記者的朋友曾鋃鐺入獄，報館也遭搜查。

他展示身體的傷痕，橡膠子彈曾擦過他的頭盔，12月大腿中了一發催淚彈，出現深深的紫色瘀傷。印尼女記者遭防暴警射傷至右眼失明，你不怕嗎？他沉默半晌，搖搖頭，說有記協簽發的記者證，堅持下場，只因一份責任感，希望填補族群對資訊的空白。「我喜歡這份與社會有關的工作，不論尼泊爾人、華人也見到這個紀錄，甚至遠至沙地阿拉伯、英國。」除夕夜，又匆匆去過尼泊爾慶祝活動，便趕赴旺角直播衝突，抗爭活動一天未完，他仍在族群活動與示威之間，為尼泊爾人繼續跑新聞。

「全部都不在了。」Rai停頓，擺擺手道：「Gone。」

《Everest》是碩果僅存的紙媒，他是死剩種，剩下網媒如HKNepal.com。每期均有本地族群新聞封面故事，如選美、慶典等，亦有博客旅遊、訪問、小說、書摘等等，甚至有相親照片。

翻開8月份《Everest》，以「反逃犯條例：正反雙方及尼泊爾人的憂慮」為題，Gurung拍下在金鐘夏慤道拍下封面照。

他們有自己的報道角度，同樣50來歲的Rai較少去抗爭現場，多撰寫現場觀察，以英文採訪，亦邀來社群中人撰寫長篇評論，有較同情運動的社區領袖，由尼泊爾背景分析逃犯條例的影響，也有「不親中、但親建制」的民建聯成員，由鴉片戰爭起的族群歷史分析，比較港英及現時政府統治，「結論是美國救不了香港，香 港人 要靠自己」。也有由正職保鑣寫的小說，聲情並茂講述女兒問「為何警察打人？為何有催淚彈？」《Everest》關注運動中的尼泊爾人，facebook也轉載組織對兩名尼泊爾人被捕聲明，Rai先生亦第一時間聯絡家長。

年輕一代偏黃，老一輩偏藍親建制，少支持示威。50多歲Rai明白需爭取民主，贊成和平示威，但對犯法的行為有保留，他擺擺手無奈道：「我們不明白新一代，常常爭吵。」

隨抗爭越演越烈，社群也起了變化，7.21令許多尼泊爾人憂心忡忡。區選前，一張舊照再度廣傳，2016年立法會補選時，一群民建聯助選團在香港尼泊爾協會拍照，惹來許多人怒火，覺得被代表：「香港人會以為全部尼泊爾人都撐民建聯！」Gurung住的佐敦，就有許多尼泊爾人票投民主派。

當初Rai來港娶妻，由尼泊爾教師變身地盤工人。1999年，他在西鐵地盤工作，與6名同鄉聊天，升起一個念頭：「為甚麼尼泊爾社群沒有自己的資訊來源呢？」

商討半年，7人膽粗粗各湊8萬元，便熱火朝天地辦起報來，開起公司，又買了一台印刷機，從頭學起操作方法。他們甚至在加德滿都請了12個人，負責排版、美術、編輯等工作，再把數碼版本傳過來香港印刷。萬事俱備，惟獨欠人全職營運，Rai便自動請纓。他每天只睡6個小時，忙完編輯、撰稿、印刷，跑遍灣仔、錦屏、油尖旺一帶的尼泊爾社群送報紙。

20年後，Rai在元朗的辦公室，攀着腰拿下櫃頂的紙皮箱，從故紙堆中翻出2000年5月1日的創刊號，仍然自豪。當時印了1,500份，每份16張紙，頭版便是媒體開幕式，還有尼泊爾戰事新聞。

好境不常，3個月後虧蝕15萬元。召開股東大會，眾人要撤資關閉，他力排眾議：「我一個人做吧！」

他守下去了，18個月後轉為周刊，遇財政壓力，Rai便接印刷單子幫補。2001年，有3個尼泊爾人因為不滿他對選美比賽的報道，帶着錘子，砸毀了價值15萬的辦公室設備，他手足無措。翻出舊《南華早報》訪問，13年前的他意志堅定，在印刷機前拍照：「我仍在這裏，我不會言退。」

20年了，媒體由原名《Everest Express》的快報轉成月刊，印刷機早已退役，他也像燃燒過的火把，灰心如灰燼。本來他不願拍照，記者苦苦勸說兩個多星期，見面後，他才眉頭緊皺地把隱藏的憂慮說出口，「我打算在20周年時關了雜誌，我還在想，不太肯定。」他累了，多年來不免有虧蝕，只是苦苦支撐。

在反修例風暴中迎來20周年，把重擔卸下，看似是完美的句號。去留不定，他仍願意留個紀錄：「我真的盡最大努力了。」

The Sun Hong Kong：為18萬菲律賓外傭而寫

夜幕低垂，《The Sun Hong Kong》這份以菲傭為讀者的雙周報，位於北角的辦公室中，仍然燈火通明。

相比下一代移民融入社區而漸被邊緣化的族裔媒體，移工媒體仍保有活力。25年來，他們鬥志不減，被稱為「第二個領事館」，菲傭遇上難題，總先facebook報料給他們。主編Daisy Mandap與Leo A. Deocadiz是一對夫妻，他們是記者，也是維權者。

「作為記者，倡議工作不一樣之處在於即使有菲律賓人犯罪也好，不代表我們會用取巧角度掩飾，但若我們看見菲傭受佔便宜，那麼我們就會為他們戰鬥。」

維權基因在她的骨血內，八十年代2人任職菲媒報館，Daisy一邊任助理編輯，一邊半工讀取得律師資格。當時攝製部的同事比編採部的薪金少一大截，欲爭取同工同酬，請Daisy成為工會領袖，她一口答應，後來發起長達一年的罷工，遭抹黑成共產黨員，被解僱不只，老闆更索性結束報館。適逢1987年《The Standard》來菲招聘記者，夫妻雙雙獲聘來港。

她任職法庭記者的首篇報道，便是外傭挑戰上訴解僱後14天離港的時限，樞密院頒下敗訴判詞。「主流媒體有整個香港公眾去憂慮，所以專注菲律賓社群的考慮就很少。」

夫妻立即意識到，菲傭在香港面對一籃子問題，急需深入報道，菲律賓是世上唯一沒有離婚法的國家、衍生種種家庭問題、外傭潮致菲國教師短缺、非法僱傭等等。

Leo儲夠3萬元，便籌備辦報。1995年12月3日，《The Sun Hong Kong》創刊號出爐，頭版標題為「香港回歸中國 外傭不會遭送回家」，除了港菲兩地的英語及他加祿語新聞，還刊連載小說、廣告，在環球大廈等菲傭聚腳地免費派發，印刷量才1萬。

翌年，印量增加，廣告找上門。2003年沙士，電訊公司在低潮中發現外傭市場，廣告便蜂擁而至，Daisy笑說：「這應是為何超過九成菲傭有電話Plan的原因。」

Daisy則在主流媒體打滾，先後任職亞視及CNN，但晚上回家，夫妻會清空餐桌，便繼續工作，直至1999年Daisy才全職任主編，Leo主理印刷。

人手不足，他們辦了The Sun Writers’Club，舉辦新聞寫作講座，再從中招募義務撰稿人，現時有七位。她把撰稿人派到周日的各項社區活動，採訪領事，鍛煉出一身本領，「給他們自信，這就是（充權）開始」。

平日忙於法庭案件，跟進勞工議題，《The Sun》僅有4人，Daisy清楚必須在示威與維持日常報道間作出取捨。因菲律賓人英語程度高，能讀英文媒體，「本地媒體已經廣泛報道（示威）」，Daisy選擇少作報道。《The Sun》僅兩次拍攝示威遊行，如6.16二百萬人大遊行，也會拍攝兀自在橋上休憩的菲傭，形容「看似沒注意到（seemingly oblivious）周遭發生的事」。

但《The Sun》會在示威牽涉到菲律賓人時作報道，比方說蒙面法，早前亦專訪在現場遭拘捕的迪士尼菲藉舞蹈員。平日則在facebook轉發菲律賓領事館的抗爭時間表。

不過，示威常突如其來出現，領事館的資訊便過時，撰稿人George Manalansan認為社群需要更新的資訊，《The Sun》有責任，「為了安全理由，我們需要更警戒，但為政治理由，則不必要」。但George不會落場採訪示威，「我們是撰稿人，不是記者」。

她今年62歲，30年住菲律賓，32年在香港，日子更長，「但他們令你不覺得自己屬於這個地方，否則我早就進了政府」。她曾為菲律賓政府擔任顧問，只覺回歸後香港加速中國化，政府職位對不諳中文的人關上大門，然後越來越多消息以中文發放，記者工作要求通曉中英文。

身份上，「我很左右為難（I’m torn），但我的孩子在這裏出生，但內心裝着香港，許多孩子身在國外，但心繫香港去抗爭」。她平靜又無奈：「他們很愛香港，但沒有公平機會。」她還是意難平，選擇全心報道新聞，「本地應該夠（報道）了，應夠人幫忙。至於家傭，又會有多少人願意全力幫他們？」

兩夫妻都已經年逾60，每晚仍工作到凌晨一兩點才吃飯。臨走前，Daisy在電梯口，還一臉憂心忡忡，說雖然從未虧蝕，但廣告收入下跌，對撰稿人的待遇也差了，還在盤算走向網媒之路。

25年過去了，《The Sun Hong Kong》仍然老馬有火，這個菲律賓第二駐港領事館仍要為自己的社群運轉，繼續生存下去。

學者：香港尼泊爾族群連繫緊密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梁旭明研究少數族裔媒體多年，觀察8個月以來，發現當中以尼泊爾的最為活躍。她解釋，傳統族裔媒體特色為社團性較強，跟老一輩的組織不無關係，「尼泊爾社群連繫比較高，（上一代）又是啹喀兵，本身社群性高」。

據她所知，隨着社交媒體興起，社群新聞功能被削弱，比方巴基斯坦的烏都語媒體已在數年間消失，印度語媒體則僅剩一至兩間。

她分析說：「第三至五代土生土長，社交網絡比上一代廣，中英文理解提高咗，吸收資訊的途徑多了，與上一代不同。隨年輕一代渠道多了，同香港距離近了，跟主流媒體接觸多了，與族裔媒體近來比較衰落（的關係）成正比。」

以本地社群為中心的族裔媒體，隨下一代變遷，移工媒體的人口則不斷變動，《The Sung Hong Kong》兼具兩者特性。梁旭明認為，這類媒體不報道示威，除了缺乏香港記者網絡，無法駁料「有可能誤報」，也是因為媒體內容圍繞僱傭關係、工人權益為主，而政治新聞比例高與否，視乎讀者需要和期望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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