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今日

金庸心中的明月 - 沈西城

蘋果日報 2014/05/18 00:00


陶傑說上世紀最好的月刊是《明報月刊》,這不是誇讚,而是事實。我跟《明月》有點淵源,既是它的讀者,也是它的作者,當年《明月》作家陣容中,我是渺小的小輩。《明月》創刊於一九六六年,有關它的發軔流傳着兩個說法,一說是一班海外學者以夏志清教授領頭鼓勵金庸出版的,棲居海外的華裔學者,除洋書外,無法讀到高水準中文刊物,因此希望眾學者看重的《明報》社長金庸能擔負起這個責任,提供精神營養。金庸納其言,出版《明月》。其二是當年《明報》副刊上出現了不少學術性文章,見解精闢,意義深遠,卻不合一般讀者口味,棄之可惜,金庸就想到辦一本月刊來承載,讓學者有發表鴻文的地盤。○六年金庸夫子自道,說當年出版《明月》主要是和文革對着幹。三種因素並存,相輔相成,成就了《明月》。
《明月》創刊時,編輯部設於禮頓道的一幢舊式大廈,創業維艱,金庸自任總編輯,大教授許冠三、大作家司馬長風襄助,構成「三頭馬車」,而編輯亦僅二人,便是克亮(黃俊東)和阿樂(王世瑜)。重用許冠三,意旨明顯,乃是宣示《明月》走的是較高檔的學術路線。在這感召下,四方八面投來的文章自然都是學術水平高的文章,用詞專門,文筆艱澀,不好閱讀。辦了幾期,讀者反對聲音紛至沓來,要求改革。金庸一向民主,參照過讀者意見後,認為不無道理,與許冠三商議,希望能多容納非學術性文章,許冠三並不同意。兩頭馬車意見相左,教授掛冠而去。司馬長風、王世瑜也因稿事、工作繁忙,不克兼顧,引身而退。金庸只好單挑保帥,一邊物色適當人選。
那時候,胡菊人是「美國新聞處」編輯,雅好寫作,常有文章在《中國學生週報》上發表,金庸看過後,認為胡菊人有才情,就請他來編《明月》。胡菊人是一個苦學成材的學者型作家,前後出任過《大學雜誌》老總、《中國學生週報》社長,編輯雜誌,經驗豐富。金庸禮賢下士,請他主編「月刊」,正是慧眼識菊人!胡菊人接手《明月》,採漸進式改革,保留許冠三路線,選登一些學術性文章外,盡量刊載知識趣味性兼備的文章,同時也顧及了當時中國大陸的政治與國際形勢。於是《明月》便從一本純學術性的月刊,搖身一變成為綜合性的高水平讀物,正好符合金庸創辦「月刊」的原則。金庸索性放下編務,統由胡菊人一人總攬其成,而《明月》也就一紙風行了十多年。在胡菊人跟黃俊東兩人的努力底下,《明月》的作家陣容日益龐大,細細點算,便有司馬長風、牟宗三、牟潤孫、丁望跟徐東濱,他們或以政治家立場,通過學術觀點批判中英政制;或以學者身份,駁斥中共所倡行的唯物辯證哲學。其時,中國正處閉關,消息不鬯,不少海外學者和讀者都得依靠《明月》來瞭解大陸情況,因而銷路大增。八○年台灣傅朝樞先生(註:○二年去世)來港辦報,聘胡菊人出任《中報》總編輯,胡菊人應承了,非為厚酬而是着眼理想。金庸幾經挽留不果,只好含淚斬馬謖,在「海城」酒樓設宴,送贈「勞力士」金錶以誌紀念,從此胡壯士一去不復返。胡菊人離任後,《明月》老總一職懸空(後由董橋出任),金庸暫掌編務。一天我上去交稿,巧遇金庸,一把拉住我,誠懇地說:「小葉!謝謝你的支持,以後請多寫稿。」說罷,親手倒了一杯茶,遞在我手上,我焉能不感動,稿寫得勤!
《明月》在七十年代聲名遠播,日本學術界、新聞界都予看重。七五年,我的日本朋友相浦杲教授在港任「港大」客座教授,央我帶他參觀《明月》編輯部,當他看到「月刊」只有胡菊人、黃俊東兩個編輯時(註:《明月》共有兩個半編輯,胡、黃外,尚有詩人蔡炎培,兼負校對編務,因係兼職性質,故曰半),那瞪眼如桂圓、吐舌回不轉的驚訝表情,迄今仍留我腦海。後來我好奇問他相若的月刊,在日本要用多少編輯?相浦教授想也不想就回答「至少二十人吧!」咦!《明月》豈非以一敵十?以兩人半之力,辦出這樣一本出類拔萃的刊物,豈能不佩服金庸、胡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