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前香港是何等窮困，今日鮮有人記得。當年的「專家」都認為，像香港這等地區，注定倒楣。香港地方細小，只得五十萬人，天然資源欠奉。再者，當時的傳統智慧認為，國際經濟制度是剝削為本，毫不公平，因而鼓吹窮國採用計劃經濟，彌補先天不足。自給自足的經濟和保護主義，盛極一時。當年掌管香港經濟的舵手，決定反其道而行，確實是勇氣可嘉。
諾貝爾獎得主佛利民在一九九一年說：「香港的經濟異常自由：沒有關稅，沒有進出口配額……稅率極低，只佔政府收入百分之十至十二……商界很少受到規管，沒有價格管制，也沒有工資管制。」十餘年過去，情況並不十分理想。香港經濟自由的總分，由九五年的九點一下跌至○二年的八點七。政府消費開支增加，同時有愈來愈多人對香港的法制健全表示關注。以九五年與○二年相比，香港在這兩方面的得分分別由八點零下跌至七點二，以及由十點零下跌至八點三。

中國大陸干預香港事務日益嚴重，香港的民選議員有責任阻止北京步步進迫。更重要是保護法制免受政治干預，保障私人產業和合約的執行，維持香港的聲譽。然而，立法議會卻日益干預經濟事務。
關乎最低工資的法例多了，令香港的得分由九五年的七點四跌至○二年的四點三。僱用和辭退員工的靈活程度下降，得分由九五年的八點八跌至○二年的七點八。開業的行政障礙增加，得分由○○年的八點五跌至○二年的六點七。管理層要更多與政府官僚往來，得分由九五年的九點五跌至○二年的六點零。有關信貸、勞工和商業的整體規管環境惡化，得分由九五年的八點七跌至○二年的八點一。
對香港經濟自由構成威脅的因素，來自內部和外部干預。一方面，北京既欲將香港與內地永久結合，結果必然是對香港機構收緊控制。另一方面，香港的民選議員既然被勸不要在政治問題上與北京對抗，自然轉為集中對經濟事宜作出規管。

另一個有關英式憲制發展的說法認為，經濟規管愈趨收緊，或許是英國把香港交還中國時無意間做成的結果。政府權力由西敏寺移交到愛丁堡手上，令蘇格蘭人接收了大批使費高昂的議員。他們的權力僅限於少數幾個項目，例如醫療衞生、教育和交通運輸等。由於蘇格蘭的議員想「有所作為」，對上述三方面事務的規管便大幅增加。正如以倫敦的經濟事務學院的布倫德爾（JohnBlundell）最近說，若蘇格蘭獨立，它在經濟自由排名榜上將會名列第六十位，比英國整體的排名還要低。
本人曾向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主管香港自由放任經濟的郭伯偉（JohnCowperthwaite）垂詢，問他是否同意有人說他的成功秘訣在「無為而治」。他不同意，因為除了讓經濟自由發揮，他還花費很多時間擋卻來自倫敦中央官員的干預。今日，港人要重新發掘郭伯偉的智慧，企穩立場，不要受立法會內凡事插手的政治人物左右。勿讓政治干預經濟事宜，這才是香港繁榮的因素。
……………………………………………………
作者為美國凱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全球經濟自由計劃助理主任，凱托文章逢星期三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