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喺立法會門口嘅集會都會相對危險」,但Candy前日也只是帶了一本書、一支水和一個麵包,打算野餐,再看看現場有甚麼需要幫忙。早上10時來到金鐘,聽見現場需要物資,她短暫離開後,就會合兩個師奶,一起買了口罩、雨傘、毛巾等物資,回來金鐘交給物資站,然後到添馬公園坐了一會,就四圍看看有甚麼地方收到網絡。約下午4時,她在龍和道見勢色不對,有人說警察已出示黑旗,而她也看見警察是荷槍實彈在列陣,就跟幾個師奶一起撤退。
她在現場所見,學生手無寸鐵,只有口罩、安全帽和包裹雙手的保鮮紙,「我睇唔到佢哋有幾暴力」。回家後,她卻在新聞片段看見警察很多時候都是毫無預警就近距離向示威者開槍,她無法接受,「我睇到暴力嘅係警察」。
同時,她在電視機前聽見林鄭的母親論,認為林鄭的說法極不恰當。她表示,從不會用母親身份壓着小朋友,她常常和子女傾談,彼此聆聽,當子女想法正確,就會調整自己原本的想法,與女兒一起解決問題,「就算阿媽教仔都好,我打佢越大力,佢就反抗得越大」。她認為,母親論是一種很迂腐式的家長管理,何況特首是一個受薪於納稅人的公僕,應為香港人服務,「點解佢要用一個阿媽教仔嘅身份同我哋講嘢呢?呢個係唔啱邏輯囉」。
對Candy來說,母親這個身份令她更堅定地站出來,因為反送中是為下一代。她自覺在一個自由環境成長,不希望子女的成長環境是差於自己,她希望子女會有自由意志、有個人想法、懂得判斷是非黑白,為此,她必須站出來保護香港的言論及思想自由。
她表示,《逃犯條例》一日未通過修例,她也不會絕望,「睇到咁多後生仔肯走出嚟為自己嘅未來爭取,佢哋都未放棄,我哋更加唔會絕望」。她不知道要做甚麼才能阻止修例通過,但她正在想,是否可以組織一個「真.慈母」小組,陪伴年輕人一同面對強權,令他們在抗爭路上不孤單。
■記者趙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