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公屋為了幫助低收入家庭,其租金必然要比市場的低,而低於市場的租金又必然吸引愈來愈多人進入這個受助網。今天全港有六十萬戶一百八十多萬人住在公屋,有十幾萬人正在排隊輪候公屋的分配。但香港真的有那麼多貧窮家庭嗎?這無不反映這個「安全網」早已離開幫助窮人的原意。
第二,公屋的質素會隨着人們的要求而不斷提升,最後取代自由市場裏的自然供求。今日香港的高樓價使置業者無不要花上四成收入來供樓自住,都和公屋取代了中下檔次的樓宇供應有所關連,新建的樓盤都以豪宅自居,連舊區重建項目也不會有中下檔的樓宇出現。比香港演得更烈的新加坡,八成的個人房產是政府投資開發的組屋,差不多所有的地產商都要受政府政策擺布。
第三,當社會大部份人口都和公屋有所聯繫,公屋政策將會成為嚴重的政治問題而不再能理性地進行政策檢討。盧婆婆的司法覆核,群眾圍堵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連租金檢討也畏首畏尾,公屋隨時是特區的政治炸彈。
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曾決心改革英國公房,推動大幅度的民營化改革,雖然最終也因巨大政治壓力而無法貫徹。但香港公共房屋的公共開支佔本地居民生產總值的2.1%,佔政府經常開支的10%,政府對公屋的承擔極之沉重。連畫餅充飢般的租金檢討都無疾而終的話,實施租金券取代公屋的建議就更難望有討論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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