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會不會超越鄧小平？作為一名場外觀眾，我想是時候提出這個問題了。

去年9月底發生的香港佔中，習近平秉持「政治問題政治解決，香港問題香港解決」的態度，不製造香港版的六四事件，不背政治包袱，不留歷史尾巴，保持雙手清白，這就使得習近平今後能夠在處理各項事務，尤其是台灣事務時處於問心無愧的有利地位，也使得他百年之後不必被人去六四開、七三開地分割。

在這點上，習近平已經超越了鄧小平。

不過，這只是眾多因素中的一個，還不能憑此就下斷言。

大陸媒體喜歡把鄧小平稱為「改革開放的設計師」，不過鄧小平的真正功績是「撥亂反正」；沒有撥亂反正，根本不會有改革開放，中國還會繼續「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栽資本主義的苗」。今天北京政府發起的亞洲基本建設投資銀行，還有甚麼一帶一路，就肯定是個十惡不赦的殺頭之罪；中國還會繼續「這樣的文化大革命，每七八年就來一次」，還會繼續「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鄧小平的撥亂反正開創了一個新時代，使中國從谷底反彈，或者按照中國的習慣說法是劃時代。

談到鄧小平，所有人都會聯想到改革開放，不會有人想到他當年在法國勤工儉學以及第二野戰軍深入大別山一類的往事。因為那些事情跟後來的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相比，實在不算甚麼。況且，即使鄧小平不做那些事，也會有別的人代替他去做。但是撥亂反正這件事，只有鄧小平能夠做，沒有任何人能夠代替。這就是鄧小平與眾不同之處，也就是鄧小平能夠建立歷史地位的關鍵。當鄧小平決定要撥亂反正的那一個時刻開始，他的歷史地位實際上就已經被奠定了，而不必管後來的實際成果有多大。

今天的人，覺得改革開放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回到30多年前的昨天，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每一步都驚心動魄。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辯論，到推倒「兩個凡是」，到平反冤假錯案，到「地富反壞右」摘帽，到設立經濟特區。這些事情，只有鄧小平這個人才能做到。他的資歷，他的影響，他三起三落的人生經歷，決定了沒有其他人能代替他。或者可以這樣說：「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新中國。」

嚴格說，鄧小平的改革是不徹底的、不完整的，這才留下空間讓後來人繼續改革。不過，作為從舊時代過來的人，鄧小平能夠做到這個地步，已經是很不錯了。

要成為一個開闢時代的人，要有甚麼特質？

1.要有明確的目標，明確的路線圖，這也就是鄧小平被稱之為「設計師」的原因。

2.有堅定的決心，甚至不惜得罪自己的救命恩人——葉劍英和華國鋒。

3.有在黨內一言九鼎的地位，因為任何的改革，最大的阻力往往來自黨內。如果沒有這種一言九鼎的地位，你就只能小心翼翼地走鋼索，遇到問題繞着走，最終一事無成。

4.環環相扣的政策，開闢出一條所有後繼者都不得不繼續走下去的道路——這已經是人所共見的現實。鄧小平以後的領導人，不論其思想立場是左傾右傾，都要按照鄧小平主義走下去，因為這條道路是給百姓帶來看得見的好處，是符合社會發展方向的。

中國官方媒體說，鄧小平是站在毛澤東巨人肩膀上達成了成就，這種企圖和稀泥的鬼話誰也不會相信。全世界的人心裏都明白：改革開放前30年的中國和後30年的中國，是冰火兩重天。

毛澤東比任何人都了解「中國特色」是甚麼。如果毛澤東根據自己對「中國特色」的了解去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他的成就絕對比鄧小平大。可惜，歷史沒有「如果」這件事，發生了的事情就是發生了，歷史定位就這樣定了。

相反，毛澤東卻時時利用「中國特色」中最糟粕的部份去鞏固他那個無產階級專政，許多問題就由此產生，從而使得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水平長期停留在半封建狀態，培養出整整兩代只會搞革命大批判的中國人，整個民族的平均素質無法提高到本來應有的高度。時至今日，中國人的文明程度仍然與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不合拍。簡單地說，毛澤東的眼睛從來都是向後看的（所以他就總是要大家去憶苦思甜），儘管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也說過一些冠冕堂皇的話。

就是中學生也知道，第一批中共黨員有57名，但是從來就沒有一本教科書，沒有一篇文章願意交代這些人都姓甚名誰，後來都去哪裏了。於是含含糊糊，整個中共黨史似乎只剩下毛澤東一人，只剩下第五個「里程碑」。

要中共拆掉自己老祖宗的神主牌，是很難做到的事情。但是徹底凍結毛澤東、不讓薄熙來一類的野心家今後再利用毛澤東的名義來耍弄權謀，卻是馬上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今天習近平的武松打虎，是他所有前任沒有想過，或者想過但沒有做到的，但是習近平做到了，而且不必為自己準備棺材。這就是習近平超越他所有前任的地方。當年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提出「反腐敗，反官倒」的口號，拖了25年，今天才由習近平來實行。

要想得到世界上各種不同政治勢力的共同欣賞，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但是「武松打虎」做到了，因為畢竟在世界上所有的國家，貪污腐敗都是令人討厭的事情。不過光靠武松打虎，還不足以奠定歷史地位，因為這畢竟還不是劃時代。

習仲勛曾經是鄧小平主義的忠實執行者，但是如果把自己複製成第二個習仲勛，也就是多一個習仲勛而已，不會有超越。在第一個任期，習近平是打基礎，到了第二個任期，才是習近平主義揭幕的時候。習近平主義當然不會是對鄧小平主義的否定，但也不是簡單的繼承。

要建立一種理論，讓自己流芳百世，這種人很多，但是一旦他死去，他的主義就被人扔進東洋大海——想一想周恩來為甚麼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向江河湖海。建立習近平主義，未必需要打出主義旗號，未必需要有雄文四卷，雄文五卷，重要的是有政策，有可持續發展的政治路線圖，讓百姓看到前景，而且幾十年後，百姓仍然從這條道路中受惠。這樣的主義才經得起時間考驗。

50年之後，子孫後代回顧今天這段歷史，可能對其中的某個環節發出嘆息。但是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人們把九九金稱為純金，但是九九金之所以稱為九九金，就是有百分之一的雜質，但其餘99%是純淨的，這已經足夠了。習近平不需要做完人，只要做九九金就已經足夠了，因為大家都認為九九金就是純金。

當然，當一個人功成名就的時候，各種各樣的罵殺捧殺都會來到，對習近平的考驗才剛剛開始。需要注意的是近來一種動向。

事情才剛剛開始，就已經有人把習近平和毛澤東相提並論，說是獨裁暴君。說到底，有些人就是希望習近平成為像亞努科維奇那樣的風一吹就倒的弱勢總統。

在王立軍、薄熙來事件發生之前，我就在大陸網上說過：「極左和極右之間其實沒有一堵不可踰越的隔牆，在對政治不滿這一點上，他們有可能一拍即合，如果再有政治陰謀家從中操控，中國的動亂將遠超過中東國家。」今天我想重複一次這句話，並且在極左極右之間，再補充上「已經被打倒和將要被打倒的貪官污吏」和「外國人物」這兩種。

有社會勢力既想習近平為他們報仇雪恨，又怕習近平的行事方式會變成毛澤東，到底他們要習近平怎樣做才能符合他們的心意？這還算是好的，還有更甚者。有美國中文媒體，公開主張聯合貪官污吏去扳倒習近平，這樣就不會出現毛澤東。這些人連人格底線都不要。

這些人，即使不說他們有特殊目的，至少可以說他們年齡尚幼，沒有親身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一切都是道聽途說。

這是1966年5月16日夜晚。學校的廣播把我們從夢中叫醒，因為毛澤東發表了5.16通知，為了傳達最高指示不過夜，所有人都必須馬上行動。我們根本還沒有看過5.16通知是甚麼內容，就馬上集合遊行。沒有鑼鼓，就把宿舍裏的臉盆水桶和一切能發聲的工具都拿出來敲打，就這樣一直鬧到天亮。愚蠢的我們，還不知道10年浩劫就是從這個晚上開始。3個星期後的6月6日，學校宣佈停課鬧革命，我們從此失學了。

這是1968年5月5日。毛澤東把外國人送的兩個芒果（注意，是兩個而不是兩箱），轉送給工宣隊，以資鼓勵。從此，工宣隊就抬着芒果遊行，以感謝偉大領袖的信任，誓死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當時的芒果、市面上賣兩毛錢一斤，毛澤東沒有吃過，就以為是王母娘娘壽宴上掉下來的蟠桃。偉大領袖都捨不得吃的芒果，其他人當然就不敢吃。但是，芒果多放幾天就會腐爛，只好複製一個塑料芒果，於是大家又抬着塑料芒果遊行了幾年。

這是1968年冬天。進行着「革命再教育」，按照指示把我們培養成「無產階級事業可靠接班人」的貧下中農，親口對我揭示階級鬥爭的秘密：有些人應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另外一些人就應該萬壽無疆，永遠健康。這個貧下中農看來十分簡單的問題，我們這些知識青年從來就沒有思考過，當甚麼革命接班人？

這就是文化大革命。今天習近平所做的一切難道跟我們經歷過的文化大革命（而不聽說過的文化大革命）有甚麼相同之處嗎？

一個半封建的小農社會，就是產生各種獨裁專制，甚至軍閥統治的溫床。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結構開始發生變化，換句話說，產生第二個毛澤東的社會基礎已經被削弱。

此外，如果習近平把深化改革開放定為他的目標，而目前的一切措施只是一種手段，那麼他已經從本質上跟毛澤東區別開來。

事實上，為了深化改革開放，習近平還應該有更進一步的行動，採取任何他認為合適的方法。

奧巴馬幾次使用總統行政令，沒有人敢說他獨裁暴君不民主，因為總統行政令是美國憲法賦予總統的特權。當議會中就某個議題長期議而不決的時候，就可以行使總統行政令。奧巴馬行使總統行政令時，並不需要與甚麼人分享，也不需要跟甚麼人商量，因為憲法給了他以保證。不僅是聯邦，就是各州，各縣市，甚至各部局都有自己的行政令。

世界各國，國家元首同時兼任三軍統帥；或者說，國家元首和三軍統帥是一對雙生子，三軍統帥的權力來自憲法，他不必通過軍內選舉，不必通過對自己的軍功評價，也不必有軍人背景。同樣，作為三軍統帥的中央軍委主席也不必通過軍內選舉，不必通過對自己的軍功評價，也不必有軍人背景，三軍統帥的權力來自中共中央。但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元首卻未必是一對雙生子，比如鄧小平和江澤民。這裏並不打算討論中央軍委主席的複雜定位，而只是按現實議事論事。作為三軍統帥，他必須知道怎樣扔原子彈，甚麼時候發動一場戰爭。但是他不必懂得怎樣開槍，不必懂得怎樣扔手榴彈，因為這根本不是他的法定工作。

要像鄧小平那樣，憑以往在軍中的資歷來號召三軍，這樣的條件已經不復存在了。儘管軍委主席的地位是不容挑戰，不可動搖的，也不需要跟甚麼人商量，但是，為了在軍中建立一言九鼎的地位，為了讓全軍將士口服心服，令行禁止，軍委主席最好懂得現代戰爭。

從我的角度看，即使從零開始，到成為一個半桶水的軍事專家（不必一桶滿），這條道路其實並不漫長，只要肯下工夫，一年時間足夠了。

民族主義是當今世界的普遍現象。當社會發生激烈變化，人們對未來的角色感到迷茫的時候，民族主義就會出來充當鎮靜劑。蘇聯解體後，有人主張回到沙皇時代，有人要求重建蘇聯，有人呼籲加入歐盟。「救救俄羅斯」就是當時的口號，最後大家找到的共同藥方就是「俄羅斯優先」，就是這種俄羅斯民族主義使整個俄國暫時聯合起來。

但是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帶有許多非理性的成份，不能當成是治理社會的唯一手段。中東國家、東歐國家的動亂都有民族主義的因素，恐怖主義組織也在充份利用民族主義。俄羅斯的民族主義也一度走向極端，部份人發展成反猶太主義，並且產生了對付所有外國人的光頭黨。

民族主義只能作為有條件的暫時的黏合劑，要長治久安，還必須建立一個合理的法治社會和有效的公務員制度。

一個普通百姓，可以坐在路旁休息，但是一個政治家就注定了終生要爬山。

至少在眼前，就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山要爬——港台問題。

不管是建制還是泛民，都應該感覺到，這兩個月來，北京對香港的態度趨向緩和。有香港論壇說是香港撥亂反正。鐘擺又擺回到一國兩制。

20個月的政改爭論暫告一段落，香港政壇出現了暫時的寧靜。有人提出重開政改，剛剛才結束了爭論，重開的機會不大。況且馬上就要忙於進行區議會選舉和立法會選舉，重開政改就被自然擱置。還是給一點時間大家吧，給一點時間北京去調整政策吧。

民生問題堆積如山：居屋的千年難題、新界東北開發、機場第三條跑道、三堆一爐、海關一地兩檢、邊境購物城、珠三角各港口對大型外輪污染的監控、高鐵嚴重超時超支，還有近來的食水含鉛問題。

這裏，我想強調一下的，是無人機的民間應用。這方面美國仍然走在前面。與有人機比較，無人機的明顯優點是安全，無人機可以使用在可能對人體有傷害的環境。比如探測火山，穿越像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那樣的輻射現場。另外就是低成本，由於不帶人，飛機的設計可以部份簡化。微型無人機，甚至可以進入礦坑和輸油管進行檢查。

美國是個無法而不行的國家，對無人機的立法還遠沒有完成，爭論還很多，對民用無人機的使用還沒有完全開放。目前無人機的操縱員，許多公司趨向於採用現成的空軍退役人員，但是這種資源很快就會用完。面向未來的無人機市場，美國的一些部門已經開設無人機執照課程，有些大學還設置無人機學位，為的是培養充足和配套的無人機技術人員。

今年9月9至11日，有無人機國際展銷會（InterDrone-Theinternationaldroneconferenceandexposition），而10月5至7日，有無人機的博覽會（CommercialUAVExpo），兩者都在拉斯維加斯舉行。有報道說，香港和深圳正聯合研發無人機。報名參加上述活動，參考一下別人的經驗是有益無害的。

香港問題很大程度上是與北京有關。如果當時主管香港事務的北京官員對泛民派議員不滿，那就針對泛民派好了，但是事情明顯不是這樣。從3年前開始，大陸媒體就陸續抹黑香港，尤其是利用鄰近的廣東深圳媒體唱衰香港，挑撥粵港、深港關係。譬如說，北京長期偏心香港，引起大陸民眾不滿。一國兩制失敗論，香港崩潰論充滿北京媒體；乍一聽，你以為是那些不懷好意的外國敵對勢力宣傳。從恐嚇50年不變就要到期，到大陸供水問題，到港獨定性，到派遣大量北京學者到香港給香港定調，不斷掏空一國兩制的內容。

從香港政改方案爭論之初，北京就定性為政權之爭——用北京的習慣語言來說，就是「資產階級司令部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奪權」，而且這個鬥爭還有外部勢力背景——台灣學生把外部勢力理解成是他們自己。北京組織的「反港大合唱」，其規模堪比2007年批判台獨；也就是說，北京把香港看成敵對性質。

在中國國內唱不夠，就到國外去唱，譬如說通過英國《金融時報》。這樣一種行為，本來完全可以定性為「夥同外國勢力，抹黑社會主義，抹黑一國兩制」的漢奸賣國行為，但由於有北京高官撐腰，這種賣國行為反而變成了「愛國」行為——是不是愛國沒有任何標準，全憑北京高官怎樣說。

3年前，當佔中剛剛開始討論還遠沒有行動時，北京就有人急不及待，到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維基百科網站上，用簡體中文字，把佔中定性為暴亂，但不久之後，又被不知甚麼人刪除了內容，只剩下一個空殼。

中國社會科學院連續兩年給香港降級，把香港的競爭力評級排在上海和深圳之後，等同於制裁香港，競爭力排名變成了政治排名。可惜，中國社科院無法一手遮天，香港特首梁振英本人就給了社科院一巴掌。今年5月28日，梁振英在立法會上鄭重宣佈，具有國際權威的瑞士洛桑管理學院2015年的世界競爭力排名（注意：不是中國國內的排名，而是中國社科院權力控制範圍之外的整個世界排名）——美國第一，香港第二。

當然，中國社科院也只是一個木偶，是北京政府內有人討厭香港，於是通過中國社科院這個傳聲筒來發洩。如果中國社科院是這樣一種性質的機構，那麼就有必要重新審視這個用納稅人的錢供養着幾千研究人員、在北京土地緊張的今天佔地幾十個足球場的中國社科院，其以往的所有研究有多少可信度。

不要說「香港問題是某某人造成的，跟我無關」，在2014年3月的北京人大上，整個北京政府一面倒地認同了上述做法，香港成了犧牲品。既然如此，北京政府就應該為此付出代價，這就是後來大家所看到的。

CY說「蘇州過後無船搭」，不過形勢總是比人強，蘇州過後仍然有船搭。

理由之一正如基本法委員會成員北大教授饒戈平所言，香港普選是《基本法》所規定的，不會因為暫時的挫折以後就不實行普選了。理由之二是大家容易忽略的：2017年北京人大就要換屆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焉知兩年後李飛又會說些甚麼？

佔中期間，馬英九呼籲「先讓一部份人民主起來」。「一部份人」指的當然是香港人，但這個願望只有馬英九當上香港特首才可能實現。這絕對不是天方夜譚，馬英九出生於香港，從法律上說，他仍然是香港人，完全符合港人治港的原則。

港、台本來是同一盤棋，但北京看成是兩盤棋，由兩個不同的腦袋去指揮。1997年香港回歸，北京認為香港問題已經解決了，只剩下台灣問題了。北京沒有認識到：1997年7月1日，香港問題才剛剛開始。一國兩制的挑戰才開始。如果按照大陸習慣的思維方式去理解兩制，就不可能不產生衝突。

6年前，我在發到大陸網站上的帖子談及兩岸的一國兩制，其中有這樣一些話：「這樣聽起來，兩制的意識形態好像是陰陽相隔——希望不是這樣，但很可惜，事實就是這樣。只有我們這些在陰陽兩界生活過幾乎相等時段的人，才知道這條鴻溝有多深，有多難填平。」這句話畢竟不是恭維話，北京官員當然不願意聽進去，反是台灣方面對我的這句話有了立即的反應——因為他們有切膚之痛。我想大概這也是今天朱立倫把「求同存異」改為「求同尊異」的原因吧。

這次香港政改引發出一股「本土力量」。其實，本土意識一直或明或暗的存在着，香港政改爭拗讓本土派從幕後走向台前。如同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的口號能培育出一大批「憤青」一樣，香港本土派口號對青少年也有很大吸引力。

「本土派」的確很幼稚、很粗鄙，很無法無天。譬如踩踏水貨客的貨物、因無證兒童懷仔事件而圍攻大成小學、焚燒《基本法》等等。

目前，「本土派」只是存在於香港社會的邊緣，但是十年、二十年後，那些對中資不滿的人；那些對雙非孕婦和無證居民不滿的人；那些對立法會內指鹿為馬不滿的人；那些對北京政府蠶食粵文化不滿的人（與當年台灣排擠閩南話是異曲同工），都會集合在「本土」的大旗下，成為左右香港的力量。

現在的建制派議員都是乖孩子，但是20年後，北京可能發現，年輕一代的建制派不像老一代那樣聽話，他們會把香港的位置放在北京之前。

本土化就一定是壞事嗎？皇后碼頭的懷舊，荔園的重開，啟德機場的追憶，懷念70、80年代的港味電影港味歌曲，電視台的「香港本色」節目，不斷發掘非物質文化遺產，都算是本土意識的一部份。這是壞事嗎？

同樣的事實是，本土化是醞釀分離力量的溫床。讓本土力量向惡性發展還是向良性發展，就看京港雙方的政治智慧。

港獨產生的最佳時機是中英談判後直到回歸前，也就是在人心惶惶的移民潮之時。出於這種擔憂，我曾經在1988年給北京外交部寫過信。但是這個時機一過，港獨就幾乎沒有可能了，香港人都明白這一點。今天的香港，有理論、有組織、有系統的港獨並不存在，那些喊港獨口號的人，基本上是作為一種抗爭手段而存在。北京有人故意炒熱港獨話題，當然是有他們自己的政治目的。

畢竟香港和台灣所處的環境並不相同，從歷史上看，即使回歸前，香港和大陸就一直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而台灣自甲午戰爭後就基本與大陸分隔了。因此香港的本土化即使走到最壞的地步，也不會像台灣那樣，在國家認同上產生激烈對立。

6月18日的立法會投票，至今仍然餘波蕩漾。立法會議員是香港市民選出來的，如果建制派因為立法會投票問題而道歉，也是應該對香港市民道歉。但是建制派議員痛哭流涕，反反覆覆向北京官員道歉，對不起黨、對不起毛主席。北京官員當然心花怒放，但在香港選民心目中，建制派議員是甚麼形象？

另一方面，泛民派議員常說北京官員有心魔，即意識形態障礙，難道泛民派議員自己就沒有心魔？香港市民大部份都是中間派，他們既不希望北京控制香港的一切，也不希望香港跟北京鬧翻。兩國之間動刀動槍，也仍然有外交上的溝通，何況是香港和北京？泛民派跟北京官員建立恒常性的溝通，是為了香港市民，這並不表明他們已經在唱忠字歌、跳忠字舞。

在2014年有金融人員給北京的公開信裏頭提到，讓香港成為中國民主化的榜樣。這就奇怪了，60、70年代，香港飽受中國大陸輸出革命之苦，如果你沒有經歷過這個階段，請你看一看黃秋生主演的《老港正傳》，裏頭多少反映了那個年代的歷史。那麼，難道今天要一反常態，香港向中國大陸輸出革命，哪怕這種革命是用民主字眼去包裝？這樣一種口號，這種一種想法，是政治上的幼稚，也讓某類人士有機可乘，這對香港是有害無益。

這裏，我想提醒一下。鄧小平在1987年4月16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時說過：「有些事情，譬如1997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干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機構要干預，並不一定要大陸的駐軍出動。」

小小的香港不應該也不可能背上為大陸做燈塔這個重負，不要拿孫中山時代香港還擁有保護傘的情況來跟今天相比。事實上，台灣比香港更有資格說這種話，但是台灣小心翼翼，頂多是說願意與大陸分享民主政治的經驗。數年前，大陸出現過一個泛藍政黨，他們一直呼籲台灣泛藍政黨的支持，但台灣泛藍始終沒有回應。

只要香港建立起一個令人羨慕的民主自由社會，這本身就是一種勝利。半個世紀以來大陸一波一波的逃港潮，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這個道理十分簡單，任何人都會想得通。

有廉政公署前專員重提一年前北京官員定的舊調：未來的普選將遙遙無期，香港會被邊緣化，被深圳收購。北京會在2047年，即五十年不變的大限日期，正式取消一國兩制。聽得出來，真正沮喪的是某些在此專員背後牽線的北京官員，他們將以對香港事務一事無成而結束任期。

如果進一步咀嚼這位專員的弦外之音，那就是北京有人對一國兩制失去信心。如果北京官員認為一國兩制已經失敗了，那就不應該等到2047年才宣佈取消一國兩制政策，何不在自己2017年任期滿了之前，現在馬上就宣佈取消一國兩制以免自己顏面盡失？另外一種解讀是，這些北京官員本來就把香港一國兩制看成是權宜之計，是釣餌，既然認為一國兩制已經釣不到魚，就索性把魚餌收回去。

你以為這是小事？2014年11月，正當佔中問題引發北京意見分歧的時候，有人發文強調，人大有權罷免國家主席。在在這種火上加油的時刻發表這樣的言論，等同於政變宣言。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本來是個比較穩重持平的人，但因為在投票中捲入了「群組討論門」事件，他現在也情緒化了。他說，他跟一些北京官員交談過，現在要考慮2047年後《基本法》的修改問題了。曾鈺成多次表態，他考慮退休不再問事，在剩下的日子裏頭，他只會協調立法會內各派的關係。現在他顯然違反了自己的初衷，關心起30多年後的2047來。

相反，「香港老二」的林鄭月娥以及一向被看成是「鐵膽保皇派」的范徐麗泰顯得比較樂觀。林鄭月娥說，「港獨」僅僅是少數，對香港不產生甚麼影響，也不需要出動解放軍鎮壓。范徐麗泰說，即使有人過去在香港提出「取消一黨專制」的人，也不會受到大陸國安法的制裁。

2047年是個幸運的年頭，對於那些本來就對一國兩制感到厭煩的北京官員來說，他們終於熬到頭了；但是2047又是一個遙遠的年頭，到時候，這些官員還有幾個能健在，還是個疑問。

既然關係到一國兩制的大事，就有必要回顧當初。任何法律的解釋和重大修改，都要追溯其法源；否則，任何法律都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任何的解釋和修改只會變成任人擺佈的文字遊戲。

香港《基本法》的法源是甚麼？就是鄧小平對一國兩制的構想和中英聯合聲明。沒有這兩者，就根本沒有《基本法》的產生。

1982年1月鄧小平說：「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制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那個制度。」但是50年之後怎麼辦呢？

鄧小平在1987年4月16日就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時說：「今天我想講講不變的問題。就是說，香港在1997年回到祖國以後50年政策不變，包括我們寫的《基本法》，至少要管50年。我還要說，50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變，對香港的政策不變，對澳門的政策也不變，對台灣的政策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50年也不變，我們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政策也不變。」他又說：「所以我說，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對香港、澳門、台灣的政策50年不變，50年之後還會不變。當然，那時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們的接班人會懂得這個道理的。」又接着說：「一國兩制也要講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裏允許一些特殊地區搞資本主義，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確定整個國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否則怎麼能說兩制呢？那就變成一制了。」鄧小平說：「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才制訂一國兩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許兩種制度存在。沒有點勇氣是不行的，這個勇氣是建築在人民擁護的基礎上的。」

1984年10月3日鄧小平說在「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中說：「作為一個大國有自己的尊嚴，有自己遵循的準則。我們在協議中說50年不變，就是50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到了50年以後，大陸發展起來了，那時還會小裏小氣地處理這些問題嗎？所以不要擔心變，變不了。」接着又說：「現在有些人就是擔心我們這些人不在了，政策會變。感謝大家對我們這些老頭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訴大家，我們的政策不會變，誰也變不了。因為這些政策見效、對頭，人民都擁護。既然是人民擁護，誰要變人民就會反對。聯合聲明確定的內容肯定是不會變的。」

鄧小平對未來香港和大陸的政治發展勾畫了一個比較明晰的路線圖。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明確指出：「最近香港總督衛奕信講過，要循序漸進，我看這個看法比較實際。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現在我們縣級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縣級和縣以下的基層才是直接選舉。因為我們有10億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質也不夠，普遍實行直接選舉的條件不成熟。」在談到未來的治港班子時他說：「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處理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從大處着眼，不會拘泥於小節。」

1988年6月3日，鄧小平在會見「90年代的中國與世界」國際會議全體與會者時，強調了香港與大陸的政治關連效應，在談到香港問題時說：「對香港的政策，我們承諾了1997年以後50年不變，這個承諾是鄭重的。這是有根據的，不只是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着密切的關聯。中國的發展戰略需要的時間，除了這個世紀的12年以外，下個世紀還要50年。我們在內地還要再造幾個「香港」，就是說，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實際上，50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50年後也不會變。前50年是不能變，50年之後是不需要變。」

「再造幾個香港」，體現了鄧小平對於香港政治和經濟整體的信心，要把香港政治經濟體系移植到大陸。從這個意義上來說，50年之後，需要變的不是香港，而是大陸。等到法治、民主這些理念在大陸逐步普及，大陸也按照設計的時間表施行普選國家領導人。從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給出大陸半個世紀的普選時間表，實施時間應該是2037年4月16日，也就是某些北京官員一直盼望的2047年之前的10年，夠諷刺吧？

這就是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構想，難道這還不夠清楚嗎？

跟那些「一國兩制失敗論」的北京官員相比，我對一國兩制依然抱有信心。

台灣朝野，幾乎百分之百的人都拒絕一國兩制，無非是因為台灣人認定一國兩制是假貨，這次香港政改風波更加深了台灣人的疑慮。但是反過來，如果一國兩制不是假貨，而是真心實意的真貨呢？那結果又會有甚麼不同？

一件貨物如果價廉物美，一定會受到買家的青睞。但貨物是不是價廉物美，不是靠賣家單方面的王婆賣瓜，而是靠買賣雙方共同認定，交易才能做得成。因此，我仍然相信，台灣人最終會接受一國兩制。

首要問題是，統戰和統一之間有甚麼區別？如果是統一，又是為了誰而統一？如果北京迴避這些最為基本的問題，只是在次要問題上用工夫的話，那麼兩岸問題的不可能有突破。現在大陸的台灣事務被台灣大選綑綁，每4年就緊張一次。不是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而是寄希望於台灣政客。

從我的角度看，港、台問題，或者說是台灣問題，不是想像中的那樣難解決。不要花大錢，不要設立一大堆台灣研究所，也不需要像香港的2047年那樣，花上30、40年的時間。

大約8年前，海協會訪問台南孔廟受阻，我為此發了帖子，並介紹了媽祖。事實上我很吃驚，海協會是1990年成立的，十多年過去了，居然還不知道有媽祖這回事，也不知道媽祖對台灣人的重要，如同香港人的黃大仙，這算甚麼專業精神？

之後，大陸突然出現一股媽祖熱，各種媽祖電影、媽祖電視、媽祖講座滿天飛。媽祖終於被登錄為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媽祖——林默娘，一個生前寂寂無聞的普通女子，死後身價一路飆升，如果有人當初懂得買媽祖股票，今天一定是億萬富翁。20歲的林默娘，死後變成媽祖婆，似乎年齡大才能服眾。

走到這一步還算健康，再往下就離譜了——有大陸媒體開始論證外國人也在崇拜媽祖。

大約是7年前，台灣媒體一陣轟動，質疑大陸傘兵會突然佔領松山機場。當時我在大陸網上提醒過，保持戰略警惕是好事，但佔領松山機場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台灣不必自亂陣腳。

佔領松山機場的孤立行動是不會成功的，即使解放軍佔領了松山機場，他們也守不住，他們不會弱智到那個地步。佔領松山機場的行動，只有作為整個台海戰爭的一個環節，才有意義。

到了最近，解放軍又在內蒙古的朱日和地區組織了大規模的陸空軍事演習，其中包括有攻打台北總統府的行動，這引起台灣媒體的又一陣轟動。

我以同樣的理由再說一遍，對台灣的斬首行動是不會發生的。電影上的斬首行動很容易，但現實中的斬首行動並不容易——請參考1968年北朝鮮對南韓總統府的斬首行動，結果是北韓全軍覆沒。即使斬首成功，對大局又有多大影響？況且，像對台灣總統府實行斬首這樣的行動，更適合於由海軍陸戰隊來執行，而不是由陸軍來執行。

另外一個理由是，像朱日和這樣性質的陸空軍事演習，更適合於對付俄羅斯，不適合於對付台灣——未來的決戰是在海上。

北京當然不會把俄羅斯當成假想敵，那麼剩下來比較合理的解釋是：這些年，海軍熱熱鬧鬧，而作為長子的陸軍被冷落了——東海南海的保家衞國行動統統跟陸軍無關。陸軍必須要有所表示，會哭的孩子才有奶吃。

佔領機場也好，斬首行動也好，只有作為整個台海戰爭的一個部份，才有意義。如果台海戰爭要爆發，會有很多迹象表明，媒體不必去猜測。

如果你看到台灣政府在囤積食品、燃料和飲水，如果你看到台灣海軍在台灣海峽密集佈雷，並加強金門和澎湖的守備，如果你看到台灣陸軍徵用中橫公路，並在中央山脈周邊建立民兵組織以防備大陸傘兵（當然是偽裝成國軍的傘兵，不過一旦他們開口說話，就暴露了），那就是說，大戰臨近了。

我相信台灣國防部不僅有防守計劃，還會有以攻為守的計劃，否則雄風型中程導彈是作甚麼用的？大陸最新型的神盾驅逐艦並不對台灣構成真正威脅，而出動航空母艦也只是作為心理戰。台灣要對付的是兩棲攻擊艦、登陸艦、船塢艦、雙體的導彈快艇和大型運輸機。

美國要台灣能支撐兩個星期以等待美國的救援。怎樣解讀這種態度？

那就是說，台灣首先要依靠自己，除了軍購之外，台灣更需要自己研發，需要美國轉移技術。一個不思工作，只想向政府要福利的人，是不會得到政府同情的。如果一開戰，台灣就作鳥獸散，那美國人當然就不來了。現代戰爭，幾天就打完了。如果台灣能支撐兩個星期，那麼美國人來不來都無所謂了。換句話說，美國對今天的台灣還沒有足夠的信心，還在觀察。

如果美國真心支持台灣，也不必搞那麼多花樣，只要宣佈不承認北京的封鎖令就可以了。美國商船繼續往台灣運送貨物，而且盡量在高雄和基隆這些被封鎖的港口靠岸，只要北京擊沉一艘商船，哪怕是誤中，就等同宣戰。之後的事情就不是大陸台灣之間的問題，而是美國中國之間的問題了。

其實，台灣最缺乏的是士氣。當年8.23炮戰，美國人三令五申要蔣介石放棄金門。正是被台灣的士氣所感動，美國人最後決定出手援助金門，送去200毫米榴彈炮進行反擊。8.23的模式也就預示未來台海戰爭的模式。台灣能有多大的決心？

「即使被千枚導彈打成焦土，也要重建台灣，就是不讓一個解放軍踏上台灣島。」如果台灣有這樣的決心，就能感動世界。站着死的戰士才會得到對手的尊敬。張自忠打到最後一人，日本人就厚禮安葬張自忠。

總是以台灣是「不沉的航空母艦」作為本錢——以今天台灣的這種精神狀態，還沒有開戰就已經輸了。

當然，上面說的，只是最壞的情形，沒有甚麼人真的希望台海開戰。一旦開戰，蚌鷸相爭，周邊所有的漁翁就得利——東海南海的所有島嶼都會失去，也許是永遠失去。海軍就被壓縮到一個小池塘裏，連第一島鏈也變得可望而不可及。

2007年，陳水扁使兩岸關係走到戰爭邊緣，也得罪了美國。我相信台灣人不希望這一幕會重演。

如果陸台能達成階段性的結果，那麼習近平，或者再加上台灣的某位人物，就有可能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是戰是和，結果差別就是這樣大。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選擇。

從我的角度看，台灣問題不是想像中的那樣難解決，不需要花大錢，也不必建立一大堆台灣研究所。也不必像香港的2047年那樣需要花上幾十年時間。如果連台灣人都能夠接受一國兩制，那麼香港人也就應該對一國兩制放心了。


【蘋果論壇網上版現已推出！除收錄《蘋果日報》論壇版的足本全文外，更開設網上論壇刊登更多讀者投稿，請瀏覽 http://hk.apple.nextmedia.com/feature/onlineforum ，投稿網上論壇可電郵到[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