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的設計，必然要配合它的功用。斧頭是用來劈木，桶用來盛水，跟隨功能上的需要就會有設計上的特點。同樣道理，社會上種種政策和制度，本來也有它們各自的功能，所以也有它們各自的特點，若硬要亂點鴛鴦將制度強加在不適當的範疇，輕者造成浪費，重者破壞秩序，扭曲社會自然運作。
殖民地時代公務員擔當「政策忠實執行者」的角色，政治上的最終責任由英國空降到香港的殖民官承擔，加上委任社會精英來將政治壓力吸納到建制當中，決定社會資源分配的輕重，並透過議會將分配原則變成了法規。公務員只要按章執行，達到既定成效目標便是。在此秩序下公務員制度的設計，最主要功能基準是運作的效率、政治關係下的中立性，以及整體的廉潔。
可是從殖民地時代過渡至特區，在管治上公務員的身份有根本上的改變。事實上，香港的公務員制度，根本是不適合大政府的運作，更加不應該被政治化。當公務員的職權超越了純粹的政策執行，也會影響到整個制度的原則。《基本法》中的所謂行政主導設計，將公務員置於各政治關係的核心，但同時亦是政策執行者，這個雙重身份令公務員在執行政策時除了考慮規章的要求，更要考慮政治的平衡，甚至本末倒置地對政治考慮放在政策目的之上。
今年教統局在群情洶湧下多撥款十六億，除了要平息教育界政治壓力的一着，究竟還有些甚麼政策的意義在其中呢？明眼人都知道，花費了此十六億公帑，永遠都沒有人可以說出，最終有多少學生會因此在學習上得到多少提升。若在一套嚴謹的制度下，就算未能有效地將成果量化，每分毫的撥款最低限度都應該明確指向既定的政策目標。要知道這只不過是特區眾多將政治和政策混淆的事例之一，還有更多更多其實在公眾的眼下掠過，未有被社會察覺罷了。

像現在這種政治先行的遊戲規則，其實就是以公帑在換取政治支持，也就是形形色色的利益輸送。對草根的利益輸送，就叫做福利；對專業和壓力團體的利益輸送，就叫做壟斷和政策傾斜；對巨賈財團的利益輸送，就叫做官商勾結。不同的人看見其他人得到利益，眼紅了就變成更大的政治不滿，行政主導的特區政府就以更多的利益輸送來收買暫時的支持，可是反過來卻招惹更多不滿，如此循環下去，政府愈來愈大，社會上的浪費也愈來愈多，這便是特區的政治模式。
可是經過特區近十年的管治，公務員制度也已經變成了政治上力量最大的一環，而曾蔭權的擴大政治委任構想，其實是要將這個官僚系統的政治實力再行加強。從宏觀的角度看，擴大政治委任其實是要徹底確立行政主導的模式。可是無論掌權人數的多寡，這個建構設計根本不適用於處理政治壓力，只要在制度上將行政和政治混為一體，特區政治失衡只會繼續下去。
特區政府說民主政策將加劇民粹主義和加重公帑負擔，這是倒果為因的邏輯。相反，要令香港回到那有效率和競爭力的環境，首要任務是將行政和政治分割，所以除了完全落實民主政制之外別無他法。曾蔭權的擴大政治委任，根本不可能培訓出政治人才，反而是令行政主導更霸道，進一步窒息民主政制發展。
落實民主政制，在普選之外還要健全獨立的司法制度以及一個絕對尊重個人自由的管治文化。事實上，現在的行政主導式的管治，過去數年已經屢次侵犯司法的獨立，也不斷威脅個人自由，若行政霸道成大局，民主政制將更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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