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來身在國內，受難者的苦痛、中共的高壓、學界的犬儒、社會的麻木，郝建無疑看得最清楚。他用這樣一個排比來描述當下的時局：「形勢更加嚴重、控制更加高壓、氣氛更加寒冷。」

郝建稱沒有看到當下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的問題上有任何鬆動改變，他本人對此也不抱任何希望，因為他認為真正的改革開放，只在1979到1989的10年之間。六四之後，中共雖然在經濟上採取開放政策，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讓個人財富得以積累、發展，但是個人的財產保護、民眾政治權力、經濟權力絲毫沒有保障，甚至有知識分子發出「改革已死」的聲音。

郝建一代被六四所震撼打擊的知識分子，往往在精神觀念上走向兩個方向：一個更加走向自由主義，認清了極權主義的本質；另一種則徹底走向國家主義，走向犬儒主義。當年廣場四君子的侯德健（另三人犯分別是周舵、劉曉波和高新），如今成了讚頌習近平的歌者；當年子彈擦身的汪輝如今成了徹底的國家主義者，「『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弦』，他們眼睛向上想得到領導垂青，開始為國家主義背書。」郝認為，當下很多知識分子對中國現實的描述和言說是與中國真正現實風馬牛不相及的，「扭曲、蒙太奇現實，是理論的暴力」。

中共在89之後，對六四這個重大的、世界性歷史事件採取了「遮蔽、剪裁、消除和禁言」，郝建認為作用非常成功。中國社會各個年齡層，其實已經有相當大比例的人不知道六四、更遑論屠殺。郝也使用了「數字列寧主義」這一說法來描述中共靈活堅韌的黨國體制，與大數據、人工智能的高效管控，他認為當下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已經死水一潭，公共領域和公民社會已進入「冰河期」。

雖然承認當下的嚴苛，但郝建也提醒外界沒有必要誇大中共的控制能力，也不要認為中共已經全知全能，能夠在一切事情上為所欲為。「如果過分誇大中共的威脅、非理性、獲取控制信息能力的話，在某種意義上是放棄自己的一切責任，是犬儒主義的表現。」面對當下，他也反省自己沒有發出足夠聲音，今年他將赴美做訪問學者，某種程度上也是對現實的逃避！

他稱當年簽署《08憲章》時，每一個簽署人要承擔同等責任、同等義務，而重要的起草人劉曉波已然死在監禁當中，最後一分鐘都沒有脫離監禁。簽署過憲章的人與劉曉波同罪，這個基本的責任是無法逃避、也是必須面對的。

《蘋果》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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