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國安法︱專訪︱港人成功推動德國舉行聽證會 對華政策料成明年大選重要議題
蘋果日報 2020/12/03 08:14
鄺頌晴穆達偉David Missal國安法德國議會
今屆美國大選，香港人前所未有的投入，全因香港的未來，很大程度端看這些世界大國的對華政策。《國安法》就是為了防止有人就香港議題要求國際介入，但惡法再嚴，也仍有人繼續行動。正在德國升學的港人鄺頌晴，與曾被中國驅逐出境的德國公民穆達偉（David Missal），早前一同發起德國國會聯署，要求德國政府就人權問題制裁中國，並成功收集到足夠簽名舉行聽證會。聽證會很有機會在明年德國大選前舉行，成為德國政壇在選舉前表達對華立場的場合。外界都關注，德國政府在利益與人權問題的兩難下，會否對中共發動制裁。
特約記者 鄭匡翹
影響外交為由 德政府曾不願公開聯署
「如果我說簽個名，香港就會成功光復，那我一定是講大話。我只可以說，在我的角度，我們是盡做。以前也有許多人搞過聯署，而我在德國搞的原因是，在這裏的制度下，當你收集足夠簽名，那一定是個正式的聽證會，那聽證會之後是可以有後續的。」24歲的鄺頌晴這樣說，「你不能說開了聽證會後十日就有成效，但那是一個開始，或過程的其中一步。就好像場運動一開始，沒人想過可以推翻《逃犯條例》或令它撤回，但一步步就走到情況不可收拾、大家也知道沒有回頭路的結果。」
只要收集足夠的簽名，德國政府就必須召開正式聽證會，其中發言除了會留下正式紀錄，也往往會有其他後續的行動。本報記者攝
根據這次聯署的性質，只要收集足夠的簽名，德國政府就必須召開正式聽證會，其中發言除了會留下正式紀錄，也往往會有其他後續的行動。「例如上年有個關於台灣與德國建交的聽證會，那之後有許多後續，例如開了許多會、panel或其他後續。」鄺認為，這可以令到香港問題，甚至是12位「被送中」的港人，在德國得到更多關注。
話雖如此，聽證會始終無法保證德國政府會對中共作出任何具體的行動。鄺就認為，即使因為疫情關係仍未能確定召開日期，加上之前德國政府因為外交原因，遲遲未公開這次聯署，但時機其實正好，「它是（德國）大選前一個正式的平台，去處理中國與香港的議題，讓政黨有機會說清楚立場。這是正式的渠道，所以會有紀錄，會影響他們怎樣打中國牌。」
「《國安法》立法後，我身在香港，就想要弄一個聯署。當時我的同事已經不斷問我，你想清楚了嗎？於是我們草擬了聯署，交上了德國國會的請願委員會，看是否會批。去到差不多六月尾，我們就收到國會的信件，說他們收到了我們的申請，正在處理。一般來說，一個月左右就會出街，可以開始簽名。」當時鄺因害怕《國安法》通過後會有危險，就先回到德國，以為很快聯署就可以公佈，「怎知道他寄了封信來說不能公開我們的聯署，原因就是聯署內容會影響外交關係。」鄺說她聯絡了相熟的國會議員，在請願委員會發聲，把這放進討論，投了票，這聯署才可以出街。
鄺頌晴：德國對華態度明顯改變
鄺認為在德國角度，大部份人都是把香港歸納在對華政策之內。因為他們始終是看中國怎樣對香港，而不是視香港為一個獨立個體。香港其實真的很幸運，一來始終都是金融中心，二來香港有很獨特的歷史地位，所以大家給香港的關注相對地多。但在德國人或德國政府的理解下，它也是中國問題的其中一部份，與台灣、新疆一樣，就是被壓迫的地方。由於中國被視為德國其中一個重要的貿易夥伴，過去即使中國有明顯的人權問題，德國政壇也不願多發聲，「我第一次做（聯署）是19年6月。」鄺說，「有些議員始終如一。但CDU（基督教民主聯盟，德國總理默克爾所屬政黨）、SPD（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取態明顯不同了，在黃之鋒過去柏林時，他們會說知道人權很重要，不過經濟甚麼甚麼的，不願用強硬字眼抨擊中國。」
她認為，在武漢肺炎的契機下，即使是比較保守的德國政黨，也注意到中國為他們經濟帶來甚麼威脅，看清楚中國是一個不守規矩的國際玩家，「尤其在德國，那天下圍攻的感覺更強烈」，她說。「我覺得這次大選，大家也搶着打中國牌。無論是經濟還是人權，大家也必須在中國議題上企得很硬，或者必須擺出明確姿態，選民才會投你。中國在德國媒體佔的牌面越來越多，大家也越來越關注中國議題。」
穆達偉：德國有義務發聲
這次聯署的另一位發起人、27歲的穆達偉認為，德國各界也開始感受到中國威脅，而且德國曾經歷兩次極權的統治，會更有意願對國際的極權行為發聲，「我們這一代人，在德國受教育時，會被灌輸一種概念：納粹不是我們這一代的錯，但我們要盡力防止這種極權管治再次發生。」
27歲的穆達偉認為，德國各界也開始感受到中國威脅，而且德國曾經歷兩次極權的統治，會更有意願對國際的極權行為發聲。本報記者攝
他曾在北京清華大學修讀碩士課程，卻因為走訪維權律師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而被中國收回他的簽證，迫令他10天內離開中國。他來到香港完成碩士課程，現在就回到德國，繼續推動德國各界關注中國的威脅。「例如在柏林的自由大學，就收下中國資金聘請一名教授，而根據合約，中國每年都有權審視合作成效，如果不滿意，有權收回所有過往付過的金錢，而且合約還是根據中國法律的！」
這不是孤例，事實上如華為等中國企業，在德國已多有資助大小學術研究機構，它有權應用研究所得，「這些學術機構的成果，有機會運用在集中營的控制上。」他認為這就是為何今次聽證會，有機會促使德國政府作出具體的行動，阻止中國繼續作出違反人權的行為。「明顯現在的對華政策已慢慢改變，例如這邊的孔子學院也開始關閉，希望藉着聽證會，可以讓更多德國人了解中國的威脅。」
受訪時，他就正身於柏林，出席Marathon Reading Berlin舉辦的活動。他在德國出席不同的活動，就為了宣揚中國滲透德國的訊息。「我也去信過百間德國大學，詢問他們是否有收受來自中國的資金。在德國的法律，他們是有義務給我資料的，但他們卻會用行政等理由拖延，或要收取一定金額的行政費用。」他這些行動仍在繼續，配合聽證會的舉行，他希望到時德國會慢慢調整其對華政策，從而令中國停止違反人權的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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