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2019年，我覺得在香港不是求生活，而是求生存。」32歲的攝影師張展豪說。反送中運動後，阿豪覺得香港已經面目全非；及後武漢肺炎爆發，社會上瀰漫絕望氛圍；再加上他的家庭有財務問題，各種因素堆叠起來，使阿豪決定過低慾望生活：不消費、不買樓、不拍拖，為了生存，他甚至吃過期月餅當早餐。

聖誕前夕，即使特首林鄭月娥「唔想咁多人喺條街」，但在這個鼓吹消費的節日，市民還是塞滿了商場及街道，選購聖誕禮物。阿豪經過商店林立的九龍灣德福廣場，卻提不起勁。看着一間日式連鎖服裝店的長褲貨架，一塊塊寫着$59的價錢牌，他搖搖頭說：「冇諗住買，因為冇呢個需要。我啲衫冇爛，可以着舊衫。」上一次買衣服，已經是2019年初的事，那時買了兩條長褲，卻在拍攝反送中運動期間弄破了，自此他便覺得，衣服實用性比外表重要。

阿豪曾經是一個為喜愛的事物一擲千金的人。作為攝影師，他以前最大的使費就是購買攝影器材。月薪約一萬八千元，卻願意花一兩萬元去購買定焦鏡、腳架等裝備。去年為方便拍攝示威活動，他更豪擲三萬元，買了一部二手相機的機身，在反送中運動遍地開花時，他常常毫不猶豫跳上的士，花數百元趕去現場拍攝，銀包裏的紙幣像花瓣一般灑出去。

直至2020年初，阿豪發覺，他不能繼續這種消費模式。早前他的父母為了供妹妹去外國讀書，借貸數十萬元，兩人原本可以承擔這筆債務，但由於武肺爆發，多個行業停擺，形成了去年大家追求的經濟攬炒局面。他的家人便是被攬炒的一分子，收入減少，無法承擔債務，部份債務便落到阿豪身上。「我理解在亂世中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無法預計，那就惟有大家一起面對。」

於是他把月薪當中一萬三千元用作還債，自己每個月則只有五千元可以使用。為了方便在九龍灣上班，阿豪及朋友在觀塘租了一間工作室，他每天可以由觀塘步行25分鐘上班，省下不少車費。工作室月租連水電，阿豪每月支付約三千元，即他每個月日常只有二千元可用，在物價高昂、鼓吹高慾望的香港如何生活？

「是生存。」阿豪說。他一日只吃兩餐，早餐會沖麥皮配餅乾，中秋節時他們收到不少月餅，朋友不吃，他便拿來當早餐，「一塊月餅切四件，然後用嚟送麥皮，我覺得都幾好食。」訪問時臨近聖誕節，阿豪卻從雪櫃取出兩件未吃完的月餅，包裝上寫着最佳賞味期限是「30/10/2020」，過期將近兩個月，阿豪卻不以為然地笑說：「冇所謂，我聽日可以拎嚟送麥皮，反正已經開咗，都唔差在食埋佢。」為了節省出外購買飲品的錢，他更會在家預先煲好一大樽茶，放在雪櫃，這樣他就不用去便利店買飲品。

阿豪現時單身，在債務還清之前，他覺得自己並不適合有女朋友，「因為拍拖一定要使錢，行街睇戲食飯⋯⋯咁啱今年冇拖拍，除咗照顧自己同屋企人，唔使照顧女朋友，可以使少啲。」沒有女朋友，他的生活亦很安穩、寫意。

預計家人的債務還要一年才能還清，但由於習慣成自然，相信還清債務後，他仍會過這種低慾望生活，只是屆時的生活，能比現在自由。

對生活、物質的慾望之低，阿豪幾乎去到一個毫無要求的地步。他的低慾望因子相信自小已經植根，例如中學時期會當背包客去旅行，「我對物質冇乜追求，我追求嘅係精神層面上嘅嘢。」以前的目標是理想與工作結合，現在當攝影師便是把興趣運用在工作上，某程度上達到目標，他覺得自己比很多人幸福，「反而香港嗰啲用幾十年供一個蝸居嘅人，先係折墮中嘅折墮。」

能夠上車，是多少香港人窮盡一生的夢想，阿豪卻搖頭說：「好耐以前已經覺得香港係一個畸型社會，點解樓價可以高到要市民用幾十年時間供一層樓？因為個制度已經崩潰咗，所以先不斷有人出嚟抗爭、反抗，呢個香港已經唔再係一個適合安居樂業嘅地方。」去年的反送中運動，更加佐證了他的想法。

「我哋已經唔可以好似三四十年前咁，當時社會仍然如常運作，我哋可以計劃自己嘅人生，工作、儲錢、買車、買樓、結婚、生仔。」但經歷反送中後，阿豪覺得社會已經全然崩壞，「（我過低慾望生活）有相當一部份原因是社會迫出來，當你身邊有朋友及認識的人被捕，每日看新聞見到有人流亡，其實真係冇心情去消費、玩樂。生於亂世，對未來有好多不確定、都有好多未知因素，所以唔能夠亂使錢。」正是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令他明白物質的虛妄，加上當前受武肺影響，帶來更多不確定因素，所以下定決心過低慾望生活。

阿豪看着他去年拍攝的一張照片說：「經過2019年，更加體會到一個社會最核心的價值，就係民主與自由，呢啲都係金錢買唔到嘅。」照片裏一群黑衣示威者正以大型手推車撞擊立法會大樓，大樓玻璃碎裂如蛛網，就如今天香港，同樣分崩離析。

記者：黃桂桂

攝影：魏子朗、許先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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