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 香港 特區政府面對的不僅是反送中運動所帶來的政治挑戰，更是一場香港回歸以降從未發生的狀況──即政治危機與自然災害所帶來的雙重打擊。承接着維持半年的政治拉鋸，特區政府似乎仍然未能吸取因反送中運動所帶來的教訓，反而逆施倒行，為了維持管治威信，處處與民間針鋒相對。

這種針鋒相對具體呈現於決定甚麼是回應武漢肺炎的合理防護措施的角力。作為一項公共衞生議題，民間社會當然希望港府能夠積極介入，並且為防止肺炎的社區爆發做好一切準備。這本來是一個給予港府重新爭取民意支持和認受性的機會，但事與願違，港府不單止沒有「轉危為機」，甚至更「倒車」：當民間要求「封關」時，港府不僅反駁這些訴求的合理性，更援引世衞標準以拒絕向民間社會妥協。

在周邊地區的政府（特別是同為特區的澳門）紛紛以「封關」作為回應武漢肺炎的措施時，港府卻不甚作為，令不少原來會支持港府的組織和人士紛紛也開始質疑港府的存在價值，甚至為反送中運動所激發的民間力量提供更多的能量和機會。

缺少政府內部文件和消息當然令我們無法理解為何特首會以一種「平行時空」的姿態執政。但客觀的事實是，在政權認受性存疑和缺乏對政府的信任的情況下，不少市民開始會猜測甚至根據港府官員的說法重新詮釋，並提出一套合理解釋。有的認為，港府只是想要為中央政府提供一個窗口，好讓武漢肺炎的病人能夠到香港醫治；有的則挪用立法會議員陳健波有關中港「一家人」說法，開始猜測港府不作為的動機，甚至形容現時港府的做法，其實只是放棄 香港人 的利益，繼而全面向中央政府靠攏。

這些說法是否真確，我們固然無法得知，但客觀形勢是，整個民間社會充斥着不同的說法，令人無所適從。我們常常認為訊息越多則代表越有能力決策，事實上，訊息越多不必然能令我們做到更好的決策；相反，當同一事情有不同的說法（所謂的「羅生門效應」），而箇中又沒有一個合理的機制去判斷這些訊息的合理程度時，人們不單未能做出有效的決策，甚至更會因為閱讀過量的訊息，促成社會性恐慌。

這裏我不是說，訊息無法幫助我們判斷；而是要指出，當港府無法擔任一個有效的且具認受性的仲裁者或組織，以判斷訊息可信性的情況下，海量般的訊息（例如，有關「潛藏」於香港的中國旅客的數量和行為）反而會進一步削弱港府的管治能量，甚至促使民間社會為求自保，繼而開始透過一些個人途徑（例如，最近的搶購 口罩 風潮），以減低自己患上武漢肺炎的風險。

這裏我想要帶出的是，現在香港這種羊群心理的狀態是有其政治基礎：當人們不再相信政府能夠保護市民免受武漢肺炎所害，甚至逆施倒行，無視香港醫護人員的安危，拒絕「封關」時，社會就有需要自行建立一套機制，去處理因國家失效而無法解決的醫療和社會問題。

這固然涉及集體行動裏「搭便車」問題：具體則是指，在醫療物資短缺的情況下，我們如何有效地分配到足夠物資（例如口罩），讓不同階級的市民都能免受疫症所害，同時又能避免有人將獲得的物資囤積炒賣，以作圖利？更進一步，在網路資訊爆炸的年代裏，我們如何有效地判斷訊息的可信程度，同時又能避免誤傳訊息，以減低現時已經發生的社會性恐慌？

最後，若港府仍然拒絕「封關」，而一些香 港人 亦因工作需要而要到內地，那麼，我們有甚麼方法（除了呼籲他們自我隔離這些無意義的建議外）能確保他們能夠繼續工作，而又無須加重當下醫療資源緊張的情況？這些問題都是擺在眼前，亦我們仍未能提出一個有效回答的問題。

雨傘運動後，我們常說香港人已經是一個命運共同體。若果一個「共同體」的社群真的存在於香港，如何讓它續命將會是當下香港必須回答的命題。數千名醫護人員已經以發動罷工的方式先行一步，那麼我們的回答又是甚麼？

（台灣《蘋果日報》蘋論陣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