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布殊的順利連任可能使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民眾感到失望，但是對中國來說，布殊的連任並不是一個壞消息。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布殊的連任可能比克里當選更有利中美關係的穩定和改善。
總的來說，決定今後四年中美關係走向的有二大類因素。第一類是美國的近期戰略注意力。第二類是中美關係中具體問題的處理。
從美國的近期（二至三年）的首要戰略目標來看，伊拉克的穩定和重建無疑佔首位。目前伊拉克局勢一片混亂，明年一月底又要進行第一次選舉，因此布殊必須在近期把幾乎是全部精力集中在伊拉克問題上。
即使美軍能順利地消滅伊拉克的抵抗力量，伊拉克很可能在今後五至七年內，仍處於極度不穩定狀態。因為伊拉克將面臨政治權力在各派勢力中重新分配的問題。一般來說，外力的介入往往會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這樣，美國很可能在今後十年內必須在伊拉克境內維持數目可觀的軍力。
除了伊拉克外，美國的反恐戰爭是布殊總統的第二大安全挑戰。當然，布殊的首要的反恐目標是抓到或打死拉登，因為這能產生重要的心理作用。但是，由於九一一和伊拉克戰爭，布殊的政策令一大批穆斯林青年極端化，為「基地」組織提供了吸納新一輪恐怖主義分子的條件和機會，因此，恐怖主義不會因為拉登的被俘或擊斃而結束。
相反，因為九一一以後，「基地」組織已轉化成獨立行動的小型和分散的恐怖主義網絡，所以很難被一舉消滅。這樣，反恐戰爭將消耗美國的一大部份戰略精力和資源（最麻煩的將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穩定）。

如果布殊運氣十分好，在今後兩年內能穩定伊拉克局勢和進一步摧毀「基地」組織，他還得面臨來自伊朗和北韓的核擴散挑戰。德黑蘭和平壤在過去兩年中乘布殊陷入伊拉克泥潭之際，大大加快了核武器的開發和研製。這直接威脅到美國的長期戰略利益。一般來說，布殊不太會在伊拉克局勢穩定前就對伊朗和北韓採取軍事手段。由於這兩個「邪惡軸心國」都是不好啃的硬骨頭，布殊很可能會盡最大努力用外交手段來和他們打交道。
這樣看來，布殊在今後四年中的首要和重要戰略目標都不可能是和中國對抗，因為這絕對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所以，決定中美關係的走向的國際大環境將是對中國比較有利的。
從影響中美關係的一些具體問題來說，雖然中美間在許多領域中有矛盾，但這些矛盾在今後四年中不太可能演化成危機。
在貿易問題上，最重要的是中國人民幣的滙率和美中雙邊貿易的巨額逆差。在過去兩年內，華盛頓一直要求北京提高人民幣滙率從而降低對美貿易的入超。雖然美國還會提出滙率問題，但不可能對中國施加很大壓力。這是因為共和黨的基本群眾不是勞工團體，另外隨着美國經濟的持續復甦，就業機會增加，來自美國國內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不會成為布殊的政策。
在貿易上，恐怕最值得注意的是「化整為零」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隨着大量中國產品進入美國市場，衝擊了許多行業。這些行業（如家具、紡織、電器等）都以反傾銷的名義要求美國政府控制中國產品的進口。有些行業（如電視機和家具）已獲得華盛頓的保護。明年最敏感的問題是紡織品。「多邊纖維協議」將在年底失效，中國的紡織品將不再受配額限制而可以大量進入美國市場。但布殊面對國內紡織業的巨大壓力，因此紡織品將成為考驗布殊的對華貿易政策的第一道難題。

台灣問題無疑是令人最擔心會觸發中美衝突的導火線。在布殊的第一任內，美國給了台灣歷史上未有過的外交和軍事支持。華盛頓在「一個中國」政策上的倒退不僅引起北京領導不安，而且助長了台獨的氣勢。但是，在陳水扁去年打了「公投牌」後，布殊政府已開始意識到台獨的危險性，因此調整了對台政策。這一調整的結果是美國對台灣「看管」得更嚴。陳水扁在「五二○」講話中沒有提敏感的「公投制憲」就是美國壓力的原因。當然，美國不會改變在軍事上支持台灣的政策（如對台軍售），但是，美國對台灣的外交壓力將比以前高。最近鮑威爾有關台灣不享有主權的公開講話就是一例。
在對中國政策中，美國最有可能採取的態度就是「維持現狀」。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最大的變數是布殊的新的外交安全班子。鮑威爾、賴斯和拉姆斯菲爾德都可能離職。他們的繼任者對中國的態度將成為影響「一中政策」的因素。另外，直接處理中美關係的中層官員的任命也值得注意。國務院的亞洲局的局長和副局長，都會離任，現在看不出誰會接他們的位子。

從穩定台灣海峽的局勢來看，布殊的連任有以下可取之處。一是布殊本人已經充份了解和認識到台灣問題的複雜性及危險性，對處理台灣問題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一個中國」的政策上已經基本「回歸中線」。
二是布殊的共和黨掌控國會。在克林頓時代，台灣經常利用共和黨的國會向民主黨的白宮施加壓力而謀好處，這一伎倆在今後四年中恐怕不會有效。有國會支持，布殊對台灣領導人在維持現狀上的告誡將更有說服力。
這對台獨勢力來說無疑是壞消息。因為台灣有許多人以為台獨在二○○八年中國舉辦奧運會前有一個機會窗口。但現在從美國的自身利益、布殊的政策，和中美關係中近期趨於穩定的結構來看，這種想法是不切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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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