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國安法」生效，一國兩制被宣告壽終正寢，白色恐怖籠罩全城，內地維權新聞記者及作家趙思樂認為，港人不應對中共製造的恐懼過份單一理解，形容中共是現代化威權政府，「佢所產生嗰種恐懼，係基於好多實力，好多社會控制嘅實力或者處理政治打壓嘅實力」，她預期中央對港的「社會控制」急速收緊，「（如）加強訊息收集、加強（推行）實名制嘅嘢、限縮選舉自由度」，但認為香港目前仍有「窗口期」，應與中共加強控制鬥快，要理解中共恐懼管治的邏輯，作出政治風險評估，形成有效傳遞訊息的社群，持續抗爭。

以記者身份記錄內地抗爭運動的趙思樂是中共眼中釘，曾遭警察騷擾，前年在台灣友好協助下順利負笈美國，剛完成華盛頓喬治城大學外交事務碩士課程。她受訪時稱，「港版國安法」的出現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形容中共是兼具現實威權官僚及革命政黨本質的「奇怪混合體」，唯一最高目的是延續政權，因此不惜攬炒，放棄香港作為白手套的利用價值，慎防星火燎原，「其實（內地）好多地方係有本地主義，例如上海、廣東⋯⋯所以佢（中共）唔可以畀你有呢種示範作用」。

不少民運人士寄語港人勿被政權製造的恐懼支配，但趙思樂認為不應對恐懼抱單一、抽象理解，指中共不再是文革時期的共產黨，「中共係一個好現代同相當成熟嘅專制機器」，會透過社會控制及政治打壓實力製造恐懼，若能了解中共形成恐懼管治的邏輯思維以及運轉方法，則有預測或評估風險的能力：「如果get到呢層，先（能）分辨到乜嘢有可能睇落危險但冇咁危險，或者乜嘢係睇落唔危險但真係好危險。」

首先是「送中」風險。趙以內地維權運動經驗指，相信一切列於「港版國安法」的權力都會被用盡，「將呢樣嘢畀咗落法律即係佢打算用」，料由頭號政治人物到區議員都有可能被「送中」審判，「因為根據中國經驗，一開始係最high profile嘅人權律師出現咁嘅事，之後擴大到勞工、其他維權性運動嘅NGO，去到而家幾個年輕學生自己整個網站post啲武漢疫情都遇到『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她形容，最長為期6個月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是「合法版黑監獄」，律師由官方指派、保密制下可毋須通知家屬，「等於呢個人會處消失狀態，你唔知佢喺邊度，唔知佢發生咩事、狀態6個月，大多數中國政治犯嘅酷刑發生喺呢6個月，擊潰你嘅意志」。

其次是社會控制。反修例運動期間曾出現「昨日新疆，今日香港」說法，但趙思樂認為任何一個中國城市都足夠令港人恐懼，「要搵database或者案例，應該睇北京、廣州，呢啲大城市入面嘅極權控制體系先最複雜」，指內地不論手機上台、使用通訊軟件以至火車、長途汽車售票均行實名制，「全部國家控制」，相信中共對港的社會控制，絕不止於4年前已出現的選舉紅線及篩選，認為個人控制才是主菜：「加強訊息收集、加強實名制、限縮選舉自由度，呢啲係冇辦法避免，速度可能會好快。」

首當其衝恐為網絡公司，「中國網絡提供商有巨大經濟利益，容易首先受控制，有可能面部識別、智慧燈柱，好多嘢佢會想發展」；她又以北京為例，「以前無人想像北京每個港鐵站都有安檢，但以後可能（香港）就會（有）」。

她強調「風險評估」的必要性，認為應形成有效評估政治風險並以建全方式傳遞相關訊息的社群，「例如指定居所監視係點？一般政治案件嘅進程係點？或者警方係點樣審訊？」首要問題是與中共鬥快：「呢個社群形式速度，或者更準確嚟講係進化速度，有冇得快過中共控制你社會嘅速度？如果啲人一出現，或者啲人未出現，中共就知邊啲人會係呢種人，即刻可以識別到呢啲人，咁就玩完，你永遠跑唔過中共。」

而在香港主權移交23周年出台的「港版國安法」，針對街頭抗爭，也針對國際戰線，趙思樂分析，一旦中國願意承受與美國脫鈎（decoupling）的代價，「結果係更快形成以美國及中國為首的網絡對峙」，若美國缺乏盟友共同進退，要獨力對中國實施制裁，所起作用有限，「支爆係個經濟要差到一個程度，唔係幾個科技公司無辦法研發到新嘢或取得晶片嘅嘢（般簡單）」。

她指貿易戰以來中國有其替代方案，「例如德國、瑞典、以色列，包括韓國都係中國技術進口嘅alternative」，更何況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仲係以國家為單位數一數二嘅經濟引擎，國際社會喺經濟層面未必希望中國經濟衰退」，相信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只想對中國起牽制作用，「大家盡量希望可繼續同中國做到生意，包括好多國家喺人權、自由化問題上冇咁強立場；你諗吓中東國家、東南亞、亞洲國家，未必會喺咁意識形態嘅地方追擊中國」。

趙亦指，國際上較權威的極權國家，決定性的民主化時刻一般是統治集團內部分裂，或中產階級與統治階層決裂，「好少係完全自下而上推翻政府，好少係完全外部因素導致」，加上根據過往經驗，中國與西方社會關係越疏離、對立，國際社會在人權問題上所起的壓力反而更細，但她認為港人的攬炒手段，希望中共崩潰是可理解且是理性選擇，「用妥協同緩慢方式都係死，『不如博一博』呢個邏輯係好理性，但係你都要面對呢個風險，就係有可能中國被國際社會民主陣營放棄，但你未必會係受益嗰一群人」。

極權鐵幕降臨香港，有人選擇當順民，有人選擇移民，有人選擇繼續發聲，趙慨嘆這是殘酷過程，「曾經覺得係一路人嘅人，逐漸發現分道揚鑣，但係你要問點解王全璋、我，以前喺中國去做呢方面報道、點解當時可以咁做？因為原因好簡單，life must go on，無論如何都要選擇一種自己可以接受嘅生活方式」。

香港抗爭是否畫上休止符？趙表示這個問題不由她來回答，「但肯定知道個答案喺香港人身上」，極權社會下思想是自由之地，但趙心中有兩句「禁語」：「唔好輕易叫人走，唔好輕易同人講話人留喺呢度做唔到乜嘢，我自己喺中國時覺得，任何同我講呢兩句嘅人我都好想打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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