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會猜到，反修例風波歷時大半年仍未結束，繼而演變成持續多月的警民衝突、走進社區的「黃色經濟圈」運動，其後，卻像宿命一般迎上全城疫慌，盲搶口罩，陷入真正的停擺狀態。

你同樣不會猜到，在屢遭政治打壓無法正式上映的《十年》裏，執導《自焚者》一片的周冠威，相隔多年，終於交出新作，卻是愛情題材的劇情長片《幻愛》。學院派出身的周冠威，鏡頭從社運自焚者移向了精神病患者，政治烽火減卻，談起情慾與病變的拉扯，愁城仍在，創作動機及背後的故事一言難盡。

而又剛好，《幻愛》的世界觀，切中了當下不少香港人的心結。面對黯淡未來，躁鬱、憤怒、哀愁和沮喪，各種情緒揮之不去。走向禮崩樂壞的城市，興許只剩下兩類人，要不是精神病人，就是還未察覺自己有精神病的人。紛擾世道，潛意識的恐懼與日常並在，對城市失去了愛，對身邊一切人事失去了信心，該如何俯身撿拾？

精神病患者的世界觀

談《幻愛》的初稿，需要回到十多年前。據周冠威所言，《幻愛》的構想來得比《自焚者》早得多。「其實這個題材不是我選擇的，是在2006年，當時我在演藝學院教書，帶着一群學生要合作一部短片，是他們的畢業作品。有學生提出要寫精神病患者的題材，我一聽就覺得：『弊喇！』」周冠威笑着憶起當年名為《樓上傳來的歌聲》的短片，又說：「而他寫什麼呢？原來他是寫一個精神病患者想去殺人。即是我本身最討厭的電影了，我是這一輩子都不會拍這種題材的，為何一定要寫精神病患者殺人呢？」周冠威接着說：「所以，《幻愛》非但不是一個我揀的題目，剛好相反，是我本身很厭惡的。」

不過，周冠威當年沒有斷言拒絕，只嘗試跟學生說，不如先做資料搜集，或者會有轉機，不需要轉題目。「學生出題，我至少亦努力探索一下，到底精神病患者除了殺人，還有沒有其他可以寫的故事？」周冠威由此開始了漫長的資料搜集過程，見過很多社工、心理學家，甚至直接跟受精神病困擾的人溝通，聆聽他們所分享的病歷。

「確實是有幾件事情，讓我對這題材重拾了創作熱情。其一是來自某一宗新聞。只是報紙上很小格的報道，是關於某個精神病患者在旺角街頭突然發病，並脫光自己所有衣服，在街邊小便，這個畫面想當然被途人拍下來，而且不是一個人，是很多人。」從此看見了社會的陰暗醜態，他正色道：「它使我開始覺得自己跟這件事是有些關係的，想認識多一些。」而這件真人真事，令周冠威有感而發，決心鑽研下去，同時亦成為了多年後《幻愛》的其中一段情節。

從2006年的學生短片作品，到今日的《幻愛》，劇本幾經修改，對於精神病患者的看法，他亦有了更深層次的見解。相對當初探究精神病患者所受到的歧視，或社會環境所造成的悲劇，慢慢發展下去，《幻愛》則轉向內在探問，嘗試尋找他們眼中的浪漫愛情，甚至他們的世界觀。「《幻愛》更想說的，是他們的內心世界，多於大環境如何看他，或他和這個社會的抗衡。更着重的是他們自己和自己的抗衡，到底他覺得自己值不值得被愛，他能不能夠去愛人，這與大環境未必有太大的勾連，但對角色來說，卻更為重要。」

周冠威形容，在精神病者的角度，病徵的出現，未必永遠就等同痛苦與煎熬。正如《幻愛》的故事裏，男主角發病時出現的失常幻覺，卻又是他內心覺得最安寧、獲得最真實的愛情時刻。不正常的世界，本身就是他們所觀看到的世界的一部份。

有此想法，是因為周冠威在資料搜集期間，曾接觸過一個案例：「他跟我分享，其實每個人都有心理問題，而這個病不是那麼簡單的醫學、遺傳學問題，是心理上的問題。他是解釋到自己為何會發病的，病因來自以前父母如何對待他。他說，從小都被母親虐打，直到分開生活之後，他開始出現的幻聽，就是童年他聽過的詛咒說話。聲音是假的，但他自行解讀了為何內心會聽到這些聲音，他認為『是我已經習慣了』，沒有這些咒罵的聲音，他會覺得毫無安全感。幻聽已被他理解成自己生活的一部份，這不是很痛苦嗎？是相當扭曲的心理，彷彿需要依賴這一把聲音來咒罵自己，藉此連繫自己與父母之間的感覺。」

周冠威續說：「所有扭曲的心理，其實可以用邏輯來解釋，不單單是因為病者的頭腦少了些什麼，或遺傳學上出現了什麼，這些都太醫學，但在他們的角度，吃藥只不過是將病徵減少，卻解決不了問題。」而這亦成為《幻愛》的故事主軸——依賴着病發所獲得虛幻愛情的男主角，遇上了為他進行心理輔導、真實地存在的女主角。如導演所指：「其實我不想用精神病患者或康復者這套說法來形容他們。對他們來說，藥未必很重要，甚至覺得想盡量不吃。」藥可以抑制病情，但無法解開心結，各種情緒的出現，或精神困擾的源頭，最需要的仍是心理輔導。在《幻愛》的愛情之中，正包裹着幻覺與現實之間的自我尋探：「只有讓他們理解自己的過去，才能幫助他們繼續生活。」

不討好的非主流愛情

回到現實一點的層面，《幻愛》無疑是一份高難度的電影劇本，於本地電影甚為罕見，情節虛實轉折快速，男女主角人物設定看似簡單，實則關係複雜，加上牽涉心理學的理論，對精神病患者的弱勢關懷，對於觀眾都有一定門檻。當然，觀影的時候已想到，導演固然藝高人膽大，找稱職的演員不容易，找願意「課金」的投資者難度想必更高。

周冠威點點頭，對此不無感嘆：「其實2006年寫完劇本後，我已開始尋找投資者、監製，過程並不順利，相對於現在，那年代還沒有太多鼓勵新導演的計劃，未有鮮浪潮，未有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同時不是太多電影前輩願意出錢扶持新導演。」

但來到這個年代，危中有機，情況又有所不同，周冠威笑言：「都不知道算是好事還是壞事，可能因為政治氣候、中港合拍片氣氛的改變，有很多電影計劃，甚至前輩都希望再次在香港找新演員、新導演。誠然，《幻愛》得以順利開拍，是因為贏了創意香港電影發展基金的資助計劃，墊了底，才有投資者願意繼續夾錢，而且等了那麼多年，終於等到劉俊謙和蔡思韵兩個年輕演員擔綱主演。

香港最需要的就是心理輔導

觀乎最近幾年本地新導演的作品，都是關於香港社會上的病患、邊緣弱勢或少數群體，當下的電影市場亦可能相當適合《幻愛》的另類題材。「現在如果你想拍警匪片，都不知道還能怎拍？」周冠威又說：「慶幸的是，像我這樣已經不算很新的導演，十多年後終於跟香港電影市場的新氣候接軌了。」

打從2006年構思的劇本，放在十多年後的今日，他形容，能夠穿越時代的不只是愛情，更多的是人們內心埋藏的鬱結。「撇除了精神病患的標籤，其實每一個人都會有心理鬱結，每個人都可能有童年陰影，導致你現在的行為和性格，這部電影要說的就是男女主角，如何經歷愛情，與對方互相療癒。」電影關乎愛情，描述兩個人之間從試探、出賣、信任到包容，又如周冠威所言，這些都是每個心靈受創的人都有過的經歷，幫自己，同時幫到對方；自救，才能救人。角色可能是虛幻的，但愛是最實在的支柱，亦是今日這個城市所喪失的力量。

「現在整個香港最需要的就是心理輔導。」電影非關政治，但周冠威本人不是這樣想：「在這個年代，香港過去6、7個月，我們面對那麼大的情緒，你都可能哭過、憤怒過，會有很多不同的情緒展現。是有很多不同的問題，不同的情緒，但我們要一起面對，這個亦是心理學輔導的課題，要學習面對，不要逃避。」

他坦言：「過去的一年，我們所看到的就是不逃避。我們去面對。」

當政治議題從此缺席

訪問尾聲，其實最想問周冠威的事情，是《十年》之後，轉拍愛情長片的他有否想過繼續再拍政治片。而他答得很快：「我絕對是想繼續拍政治題材的。」

他說：「尤其是當下，對我產生最大衝擊的仍是政治事件。我想，不單是我，整個社會都活在這樣的氣氛底下，很需要宣洩，想用創作去療癒，或起碼作為一個情緒出口。」然而，周冠威轉念又說得失落：「但電影牽涉到很多天時地利人和等因素。而我只是一個導演、創作者，我當然可以再拍《十年》，但是否仍有資金願意在這個年代投資給你，去拍這種題材的作品。這不單是我的問題，也是電影市場、社會的大問題。」

從《十年》的政治激進吶喊，到《幻愛》的情感迷失和尋探，大時代政治議題（於表面上）的缺席，或者缺席本身就有着很大的政治意味。「我確實是有很多不同的劇本想拍，但是，或多或少都有政治性，導致我未能找到投資者，所以，能夠現在『出街』的，就是這一部愛情片。」周冠威說得隱晦，惟政治氣候大抵已跟《十年》的時候大有不同，只道：「今日這個香港，是否還容許這種自由，給我這樣拍呢？這一刻是否還有人願意投資給我拍《十年》？」

周冠威緩緩說：「但我始終希望，這個愛情故事可以回應這個年代，別覺得現在已經不是談情說愛的年代，《幻愛》不純粹是談情說愛，它不是討好的愛情電影，看完不會很開心，但希望還能談及我們每個人的心理問題，而每個問題，就是這個社會的問題。」

憶述《十年》，周冠威只記得當時有人提過，這部電影是雨傘革命之後所有香港人的療癒過程——當社會充滿了情緒，需要一個情緒的出口。「我不知道《幻愛》能否間接做到這一點，但我相信電影本身的力量。《幻愛》可能沒《十年》那麼廣泛，但我希望《幻愛》會找到自己的觀眾，幫助他們渡過現在這個困難的時代。」

但你不會猜到，雖然《幻愛》早在去年試映了幾場，好評如潮，入圍今屆金像獎，劉俊謙和蔡思韵已雙雙被選為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年度最佳男女演員，偏偏至今乏人問津。畢竟時勢太壞，社會動盪，過去半年有逆權抗爭，這陣子又爆發疫症恐慌，如今戲院都未必能夠繼續營業，距離電影正式上映遙遙無期。

事實上，就連那一夜去看《幻愛》，都需要戴着口罩，越過一陣催淚彈的氣味和衝鋒車長蛇陣。終於來到戲院，見證一段兩個人的，微小、勇氣，在潛意識裏跳動的愛情故事。角色有的是愛，觀眾都有。

現世殊不安穩，願使歲月靜好，無城有愛。

撰文：紅眼

攝影：黃奕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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