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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落,後數!香港十年,一個社會學家的筆記 - 呂大樂
1997-2007,是不可思議的十年。回歸十年,是時候要好好執拾一下上世紀八十年代所遺留下來的手尾。
呂大樂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
編者按:呂大樂謙稱《唔該,埋單》一書是九七年湊回歸熱鬧之作,然而書出版後,評論家梁文道認為是為香港十年最重要的作品。香港十年,呂大樂增訂該書,並記下他作為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本文改寫自他最新的文章〈有落,後數〉。原文為作者着手執拾八九十年代手尾,跨步走出「保持現狀」的嘗試。《唔該,埋單》增訂版即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香港人遇到困難時,(在願意或不願意的情況下)慣性說:向前看!這當然有其道理。但問題是,我們也需要總結經驗。瞻前,也要顧後。其實對於過去,香港人有一種恐懼。問題倒不是他們曾經有過甚麼不愉快的經歷,不想舊事重提,而是做過認真檢討之後,便必須面對未來。面-對-未-來,難題立即出現。香港人一向不善於構想將來;一貫的態度是「船到橋頭自然直」,又或者認為順市場而行,不要諸多計劃。但這些都只不過是事後的解釋,港人不談未來的真正原因,是因為要面對未來便要講願景、價值、承擔。談到這些問題,大家便不想多講,順便也將認真檢討過去,掃到地氈底。回歸十年,不是說過要好好總結嗎?不認真檢討,又可以怎樣展望四十年之後?
1997年之前,我們的身邊總有兩種人:一種叫「好友」(即對未來──甚至是近乎幼稚地──充滿信心),另一種叫「淡友」(對未來看得很淡,視1997為香港的大限)。
當年跟他們討論將來,肯定不會是一次愉快的經驗。那些「好友」有點宗教狂熱的傾向,凡是在理性討論或分析中無法找到答案的時候,就會以信心(尤其是對中國領導人)「搭夠」。他們的絕招是口中唸唸有詞,總之「明天會更好」。
至於那批「淡友」,其實也好不了幾多。他們的預測(例如九七後香港的經濟、社會生活將會大不如前)或許正確,但往往卻是建基於錯誤的推理(如北京干預、資本主義香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能共存)之上,而且還毫不自覺分析上的問題,大言不慚。
九七後最明顯的轉變是,「好友」、「淡友」的分類已經不再有甚麼現實意義了。回歸十年,樂觀主義(尤其是盲目的樂觀主義)早已失去市場。經濟不景氣、管治失效、前景不明朗……種種問題把九七前曾經存在過的樂觀情緒一掃而空。今時今日,還有誰敢當(就算只是口頭上的)「好友」?
無論是看好還是看淡,香港人都有自己生存的策略。這可能是在戰後香港社會裏成長所培養的生存本能。
我懷疑,世上只有香港這處地方才可以給犬儒主義提供一個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的社會環境。
我從不懷疑的是,香港文化中存在一種不獨受到重視,而且認為每人必備的精神──「撈世界要醒目」。因為醒目,才有可能逢凶化吉,無論身處甚麼環境,總可找到生存的空間。
「醒目主義」是香港人(尤其是「戰後嬰兒潮」一代人)的生存哲學之一。我們可以將好與壞,甚至是與非的問題暫時擱置,不問「為甚麼?」,也不探討終極價值,只問「怎麼辦?」,要投入幾多?又有幾多回報?
在1997年之前,這似乎是可行的。
回歸後的重大挑戰是:種種大環境的轉變統統「殺到埋身」。
正如在上面所說,看好?還是看淡?已經意義不大。突然之間,香港人發覺舊時的一套生活哲學無助於面對眼前的新環境。形勢大變,無所適從。
1997-2007,是不可思議的十年。有一位朋友這樣說:大大小小,不同的事情都發生了;像手上所有的東西倒在地上,不知如何收拾。
九七前,香港故事不易講。九七之後,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
無可否認,由1997年7月1日開始,香港社會這台「機器」失靈了。香港人在八十年代所想出來保持現狀的制度安排,差不多百分之一百失效。
馬照跑嗎?賽馬投注持續下跌。
舞照跳嗎?尖沙咀東今非昔比,大型夜總會早已結束營業。
經濟繁榮?香港經濟不單只飽受衝擊,而且多年來在轉型課題上苦無出路。搞高科技?無功而回。搞資訊科技?效果不彰。創意文化產業?哈哈哈。最後,一切回歸「四大支柱」(雖然物流業要面對嚴峻的考慮,而旅遊業又明顯地「背靠祖國」)。
香港經濟為內地的現代化起窗口與示範的作用?風水輪流轉,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早已不再屬於單向依賴,而是互相影響,再而角色調轉。
一個以民意為依歸,能平衡各方利益,爭取市民的共識與認同的政府?現實是特區一直未能取得市民的信任,同時亦未能在民眾中間建立權威。
一支擁有高度行政效率的公務員隊伍?由新機場急於啓用、禽流感、「沙氏」到大大小小的失誤,事實是特區管治並不只是一個行政的問題,而是關乎政治領導的大課題。
法治?釋法的做法顯示出北京干預的可能性。
言論及結社自由?自我審查成為了一個敏感話題。
或者,就只有在廉潔方面未有走樣。
當初遇上香港前途問題的時候,香港人的期望是:保─持─現─狀。當然,對不同界別的社會人士而言,所謂保持現狀,意思不一定一致。但是到最後,一切濃縮為生活方式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後來很多人都表示所謂五十年不變並非文字表面的意思──一個社會怎可能在五十年之內全無轉變呢?轉變也不一定是壞事呀!可是,當時香港人確實害怕改變──特別是因為回歸中國而產生的變化。而盡量想辦法減少改變,把未來的不確定性減至最低,這的確是1997年之前香港人最大期望。
問題是:這是一種向後望的思維方式。而且更嚴重的是,這種向後望的思維以八十年代中期的香港社會、文化、想像力為立足點,而它所展現出來的視野(例如嚴重低估了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互動)遠遠落後於二十一世紀的需要。
其實,我們對這一種思維方式的膚淺早應在1997年「解凍」之前便有所察覺,並且重新檢討。但現實是,我們不單只未有醒覺,而且到了今時今日仍未有在思想上有所突破。
在精神面貌、心態上,大部份香港人停留在八十年代中期的狀態。
對於回歸以來所發生的種種變化(經濟不景、工作穩定性消失、負資產、管治混亂與失效等),他們毫無心理準備。九七後所發生的事情,差不多都屬於意料之外。
本來最少人擔心的問題是經濟──雖然說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難共容,但是內地需要經濟發展,始終會珍惜香港的利用價值,不會摧毀這一隻「生金蛋的鵝」。結果,經濟出了問題,亞洲金融風暴引爆了埋藏多年的經濟泡沫。更糟的是,金融風暴過後,香港好像失去了一種主要動力,要在經濟方面來一次翻身,毫無頭緒,一切都變得被動──等待經濟復蘇,等待內地經濟動力惠及香港。
當然,也有人擔心過政治方面出問題──但以前所害怕的是北京進行政治打壓,將內地的那一套威權統治移殖香港。結果,政治的確出現了嚴重問題,但問題倒不是北京處處插手,而是特區政府的認受性「直線插水」,管治權威差不多全面崩潰,失去了市民的信心和信任。以前,以為搞甚麼「直通車」,將舊有的政治運作系統盡量維持不變便可以保住政治穩定。結果是事與願違,而且成為了一個死結。
所謂保持不變作為應變的方法,基本上破產收場。
按道理,惡夢成真應該是最可怕的事情,但香港人竟然又可以沒有太強烈的反應;至少在2003年7月1日之前如是。
當然,他們不可能不在乎。他們也不是不計較。不滿情緒肯定存在;怨氣也不斷累積。但移民人數未見增加,沒有群眾性的恐懼,也沒有失常的狀態。
1998-2002年是一段「亁煎」的日子:市民焦慮不安,很焦急,但又不知如何解救(及自救)。
換轉是站在特區政府的立場來看,則是一個「烤」──市民成為了暴躁的批評者,無論政府做甚麼,左轉或右轉,一樣捱轟;政府領導層仿如每天在新聞媒體上被烤──的時期。政府變得害怕群眾。
直至2003年。
所謂的「半自動波」社會狀況,是指政府逐漸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變得可有可無,無關宏旨。我所說的「半自動波」社會狀況,乃指在抗非典及「七一」前後各大集體行動的過程中,香港市民已逐漸表現出一種心理狀態,不再覺得特區政府是一個他們能寄以希望的對象,轉而多想自己在個人或小集體的層次上可以做些甚麼,去扭轉目前香港社會所處之劣勢。
在抗非典一役中,市民儘管對政府的領導及表現有很多不滿意,但是他們都強忍着,以大局為重,在差不多是「無人駕駛」的狀況下預防染病和改善微觀環境的衛生條件。不少市民捐錢幫助有需要人士,甚至參與義工行列,總之就是香港人常講的一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一種自救的心理為「七一大遊行」提供了社會團結的基礎。
至於在「七一」前後各大集體政治行動當中,香港人發現原來「頂唔順」者,並非少數。走上街頭的群眾,不一定是「負資產」業主,也不一定反廿三條;但他們之間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認為這個政府既不了解民情,又無意正面面對群眾作交代,六年施政只見整個社會不斷地在倒退,而看不見它會有自我完善的條件與希望。在參與大型集體政治行動的過程之中,市民多了一份自我肯定和自信(自己的不滿並不是孤立現象,而個人的參與原來既可壯大群眾的聲音,又可為大眾做一點事)。2003年七月香港的一個特點,就在於市民感覺良好,而這種感覺剛巧與他們之前六年來憂心忡忡的狀況成為了強烈的對比。
香港人在生活中找到了一些新元素。大遊行過後,飯局上的話題已不再是齊齊盡數特區政府的不是,而是談談市民自己可以做些甚麼。我在這段時間遇過幾批在過去二、三十年來只專心個人事業,不問世事的中年中產,都嚷着要為香港做點事。有的問:能否民間自發去搞好教育,而不要讓政府與利益團體再把教育改得一塌糊塗了;有的認為要籌集基金,要辦一個肯定香港文化的價值的民間博物館;有的已開始設計新的廢物箱,要搞好衛生環境。當然,也有人想到政治。
這些小圈子的動向,未必有代表性,也談不上甚麼運動。但它們背後的理念,同是要由民間主動,搞好香港。這些人對特區政府沒有甚麼期望,只望它不要掃興、破壞。
我相信,2003年後很多新的民間動員,都是由這一點出發(但至於是否成功接捧,則有商榷之處)。
回歸十年,是時候要好好執拾一下上世紀八十年代所遺留下來的手尾。
現在事後看來,保持現狀/不變並不足以應付萬變。我甚至認為戰前及戰後嬰兒的兩代人,當年因為害怕及抗拒轉變,而有份製造今天這個攤子。現在,我們要為「急凍香港」付出代價──其中十分昂貴的,是整個社會在一些方面停頓了足足二十年,而且至今仍抗拒改變。
政治制度的自我改善(提高管治認受性、程序理性的基礎)成為了一個死結。北京固然不願放手,而香港的建制派至今仍把這死結拉得緊緊。本來化開這個死結之後,海闊天空;如今則悶局團團轉,在政治課題上香港永遠處於緊張狀態。
在社會生活範圍內,香港人也未曾真正放開懷抱,隨着新的元素的出現(如中港婚姻之普及,愈來愈多中產人士的工作地點在於大陸,跨境學童的增加等等),而全面改變我們的區域空間視野、「生活圈」的定義。香港人講實際,手腳先行,但腦袋還是停留在上一個階段。
香港人要擔心的,或者不是身份的消失、認同感未夠強烈,而是我們已經多年未有豐富這個身份的內容,沒有甚麼思想的突破。
維持現狀的想法,應該到此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