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德國的集中營被發現後,人們第一個問的問題是:「怎麼會發生?」「九一一」之後,人們亦問同一問題。慈正邨的倫常慘劇發生後,我們更須問這個問題。當一個父親用十分兇殘的手法殺害熟睡中的兒女時,父親本人的性格缺陷,已不足以解釋問題,就如人們無法接受那些把問題歸咎於希特拉或拉登的魔性的解釋。熟睡中的兒童,更似天使;如果有人性這回事,怎可能下手?
少年得志潔身自愛
人性的問題,不一定是宗教家、神學家或哲學家才有資格探討。《BurchillonBeckham》的作者是英國《衛報》的記者,這本小書討論的也只是碧咸這位球星(雖然是極之出眾的球星),但卻深入觸及人性的問題。首先,作者比較了解碧咸和一眾少年得志的前球星如佐治貝斯、亞倫赫臣和麥當奴等。碧咸的外形雖像花花公子,但他的私生活卻十分檢點。他十四歲加入曼聯做學徒的時候,父母家住倫敦,學好學壞,完全在乎自己;他選擇學好,他跟隊友外出消遣時,往往只喝牛奶,滴酒不沾。對比近日列斯和車路士的年輕球星醉酒鬧事的行徑,碧咸的選擇更見不凡。
作者將碧咸的潔身自愛歸功於他的教養。但他並非出自名門,他的父親是煤氣工人,而母親則是受僱的髮型師。即是說他出身工人家庭,一個有上進心,懂得怎樣計劃,亦懂得尊重兒女的家庭。作者指出,在英國的工業還正常生產,工會組織得到廣泛支持的年代,像碧咸那種奮鬥上進的家庭其實十分普遍。如果個人性格,一半受家庭影響,那麼家庭的結構和性質卻百分百受社會影響。
在農業社會裏,家庭就是生產的單位,家庭和工作分不開;工業社會卻把二者分開,家庭變成私人感情得到滿足的場所。但工作和家庭並不是完全分開,在工作有保證,工會組織完善,老闆們肯花多點資源在工人身上的年代,工人階級的家庭也就可以憧憬未來,小心為自己計劃,悉心栽培子女成材。若非出自簡樸而又上進的家庭,碧咸能否潔身自愛?若非工人福利得到保障,工人能否上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