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無論是發生於遠在天邊的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種族衝突事件，還是發生於近在眼前的緬甸軍政府鎮壓僧侶遊行示威事件，似乎都與中國產生了撇不清的關係。西方國家要嘛指摘中國政府助長了事件，要嘛埋怨中國政府未盡相應的阻止責任，甚至一再揚言要因此杯葛二○○八年北京奧運會。
針對上述現象，陰謀論者認為，這是西方國家在戴着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看中國，並藉此故技重演，目的是進一步醜化及遏制中國。樂觀者則看到了另一個側面，認為這是近年來中國政治、經濟實力及在聯合國的影響力不斷增強的表現。
由於各自的立場不同，這兩種看法或許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拋開個人主觀色彩與喜好，用一種更為理性、平和的心態來看，我們會發現，這實際上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大國責任提出的新要求，即要求中國不僅要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承擔政治、經濟和軍事責任，而且要承擔起維護人權和維護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人類共同價值的道義責任。這是人類文明對大國責任的新要求，也是對正在崛起的中國的新挑戰。

無可否認，國際社會的這一新要求，將對中國的內政和外交帶來三大衝擊：其一是，衝擊中國奉行了半個多世紀、被認為是外交瑰寶的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尤其是其中的「互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因為按照中國傳統的外交理念，像達爾富爾種族衝突、緬甸軍政府鎮壓民眾示威等事件，完全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內部事務，別的國家根本無權干涉。但是，在新的大國責任要求下，只要涉及到侵犯人權、違反公認的價值準則的行為，就不再是內部事務了，別的國家就有權指手畫腳。
其二是，衝擊中國的發展觀與和諧世界理念。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政府不僅將實現經濟發展看成是國內執政的最高道德，而且看成是世界的最高道德，及實現世界和諧的最佳途徑。為此，中國這些年來一直專注於與其他國家做生意，不問其他，即使這些國家出現了重大危機或人道災難，亦僅僅是不痛不癢地呼籲各方「保持克制」、「協商解決」。然而，新的大國責任要求中國政府必須重新理解和諧世界理念，放棄和稀泥的做法，建立起超越自身利益的責任觀。

其三是，衝擊中國的內政。俗話說，打鐵還需自身硬。國際社會要求中國政府在人權方面適當「干預別國內政」，實際上是在向中國施加無形的壓力，希望中國首先改善自己的「內政」。
對於中國來講，國際社會的這一新要求，確實有些勉為其難。但是，應該看到，現行的國際秩序，既是文明的秩序、經濟的秩序、政治的秩序，也是道德的秩序。每一個國家，既要確立文明角色、經濟角色和政治角色，也需要確立自己的道德角色。美國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真正意義上的大國，靠的不僅僅是其經濟和軍事實力，更主要的是其近百年來為維護世界和平與人類正義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而缺乏道義責任，則是經濟排在全球第二的日本無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國的主要原因。假如中國要成為一個真正有影響力的大國，就必須克服這一心理障礙和難關，在國內國際場合同時承擔起維護人類正義的道義責任。否則，中國充其量只能發展成為一個明哲保身的中等國家，而無法成為世界的領導者。

時事評論員　劉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