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趙紫陽主政時期，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開始了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雙翼齊飛，那是一種有別「六四」後跛足改革的健康改革，可稱之為有別於鄧小平模式的趙紫陽模式。旨在反腐敗、要民主的八九運動和趙紫陽堅持官民和平對話的溫和應對，二者都是趙紫陽模式的產物，最有可能把中國引向政經協調的健康發展之路──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內，實現漸進的社會轉型。
「六四」後的中國，官方已徹底放棄了紫陽模式而完全聽命於鄧模式，紫陽精神及其事業，一面成為官方最畏忌的話題，另一面成為心向自由的民間所敬重的道義象徵。所以，被官方禁錮的紫陽亡靈，卻活在大陸民意的由衷懷念中，也活在國際輿論的高度尊敬裏，活在中國民間和世界性的爭取自由的偉大事業中。

這一事業的正義性，早已把屬於紫陽的歷史地位和政治榮譽還給了紫陽先生，而根本毋須中共官方的恩賜性平反來給予。
「六四」後的紫陽，儘管一直堅守着不違心認錯的良知，並堅信自己的作為終將得到公正評價，已遠遠超過其他遭受不公正整肅的黨內高官，但他在更多時間裏保持沉默，不像他的老部下鮑彤那樣，以公開發言來做積極抗爭。
這種消極抗爭的姿態，自然會讓敬重他期待他的民意感到些許遺憾：與前蘇聯的社會轉型相比，在中國改革的黃金時代，身居黨魁高位的紫陽無法成就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六四後被長期軟禁的紫陽也無力成為中國的葉利欽，而只能消極抗爭到黯然離世。
這樣的遺憾，源於民意對大變革時代的政治領袖的更高要求，是充滿善意的期待且言之成理，紫陽在八九運動中的全部作為，也使民間有理由對他報以這樣的高期待。但我以為，這樣的悲劇，並不能全部歸之於紫陽本人缺少政治魄力和無畏勇氣，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特定的歷史和現實所限。

就歷史而言，中國獨裁傳統的漫長、深厚和強大，超過世界上所有處於轉型時期的國家，民間社會的一盤散沙無法生長出抗衡政權的自主力量，也沒有能夠足以抗衡世俗皇權的宗教信仰及其教會組織。在這樣的歷史傳統中，近代以來的中國現代化道路之曲折多難，也可以用著名改革派領袖的不斷夭折來表徵，從血灑菜市口的譚嗣同到遭到暗殺的宋教仁，中國在通向憲政民主之路上邁出的每一小步，皆伴有大曲折和傑出領袖的喋血。
再看中共八十年多年歷史，自從延安整風後確立了毛澤東的獨尊地位後，黨內異見者被整肅的命運便延續至今。在晚年與中共體制決裂且轉向自由民主的黨魁，都是現實政治中的失敗者，從在孤獨中謝世的陳獨秀到在軟禁中離開的趙紫陽。這個令人扼腕惋惜的名單，還可以加上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和開明清廉的胡耀邦，甚至也可以加上高層權爭的失敗者如張國燾、王明、劉少奇、林彪等人。

就現實而言，中共掌權後的大陸，既無港英政府培育的法治自由傳統，也無蔣家政權的有限專制培育出的民間台灣，本來就欠發達的民間社會，又被毛時代的絕對極權體制徹底掃蕩，「組織人」成為國人的第一身份。極端的洗腦製造出的普遍愚忠和個人崇拜狂熱，階級滅絕煽動起的人與人之間的極端仇恨，無孔不入的恐怖使人連夢都不敢做錯，生生迫出了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朋友背叛的獸性中國，兇狠的狼性、愚蠢的豬性和陰暗的狐性，已經成為毛時代大陸人的精神標誌。
雖然，改革以來，經濟的市場化私有化和觀念的多元化個人化，使民間社會有所恢復並逐漸壯大，民間宗教也隨之復活，但時至今日，仍只能算「半吊子民間社會」，還沒有獨立自治的民間社會。在精神層面，毛時代的「一切向權看」變臉為鄧時代的「一切向錢看」，唯利是圖的犬儒化標示出靈魂墮落的深度，健全民間社會的發育極艱難。

常言道，有甚麼樣的人民就有甚麼樣政府，在無法造就偉大的改革領袖的現實局限中，民間社會的不發達和民族精神的病態化，無疑是重要的局限之一。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一個能夠造就沙哈洛夫或索爾仁尼琴的民間，相應地也會在體制內產生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而無法造就中國的沙哈洛夫或索爾仁尼琴的民間，也相應地很難產生體制內的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或葉利欽。
在此意義上，鑑於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所限，中共黨內能出現紫陽這樣的政治領袖，在我看來已屬於人格奇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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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中國大陸民運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