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下着微雨、海風正烈的晚上，尖沙嘴海旁的行人隧道、文化中心外圍與面向着海旁的瓦遮頭位置，如常擠滿了露宿者。有露宿者說，武漢肺炎疫潮這個月，這邊的露宿者多了一倍，他們猜測原因，有些可能是嫌麥當勞空氣不流通、怕「中招」而睡在海旁，有些可能在大陸租屋但回不去……露宿者也想要口罩，有人是怕受感染，有人則是想要一個外出通行證，戴了口罩，路人才不會像見鬼一樣避開自己。這夜，記者跟隨社工派口罩與禦寒衣物給露宿者，也細聽疫潮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

露宿老手：露宿競爭者多了一倍

凌晨的尖沙嘴海旁，Danny與阿明這對相識多年的朋友，如常在所有店舖都打烊、保安員下班後，回到他們睡覺的位置，那是一張向海的長椅，還有一張木桌。Danny拿出一包薯片，說是朋友送給他的，他猶豫了兩天要不要吃，怕吃了會長暗瘡。他指指自己的口罩，說：「戴了口罩，皮膚差了很多！」

不知是不習慣戴口罩，還是皮膚痕癢，Danny不斷抓着口罩的鋼絲位置，口罩表面因摩擦而佈滿了毛球，Danny想把口罩拉高一點，但隔幾秒，口罩又再滑到鼻頭。他與阿明的口罩，都各自戴了數天，而這是Danny的最後一個口罩，上面印了「CSi」字樣。

Danny出獄不久。出獄時，懲教署職員給他塞了幾個口罩，說外面有瘟疫，要戴口罩。回復自由，他回到街頭，看見相熟的露宿者沒有口罩，Danny怕他們會染病，把自己僅有的口罩分給他們，最後，他只餘下兩個口罩，每個戴了很多天。Danny與阿明看見尖沙嘴不少藥房也有口罩賣，但每盒數百元，實在是趁火打劫。他們見人在藥妝店前排隊買口罩，他們也去排隊，但總是取不到籌。

阿明看見隊伍裏有老人家，也跟他們一樣空手而回，只覺得疫情不只令露宿者受苦，老人家和很多弱勢的人也很辛苦。阿明會看新聞，經常留意疫情的狀況，每次看見澳門政府幫市民解決口罩問題，而香港政府卻無作為，他就氣結。說起反送中時，阿明的字眼是「暴動」與「暴徒」，但談到武漢肺炎，他卻嘆了口氣說：「香港政府要怎樣令人站在他們那邊支持他？」

Danny和阿明都露宿了超過廿年。Danny年輕時因為性取向而不被家人接受，後來日子浮沉，屢次入獄，出獄便露宿。年輕時，他有一個變性手術夢，但隨着頭髮初白，他已放下這件事。他和社工關係友好，主動要求成為派飯給露宿者的義工，想要說服露宿者不要因為怕丟臉而不求助。

恐疫情緒較沙士更強

廿年前，阿明剛露宿，不知道Danny是露宿者，以為他只是義工。那時，阿明剛離婚，心情沮喪，常常思考着離婚是個人或家庭問題？他總是想起吸毒的父親、在他十四歲時自殺身亡的母親，此後，他自力更生。Danny和阿明選擇在尖沙嘴露宿多年，因為這裏無人叫他們吸毒。記者後來問社工，他們兩人的感情很好嗎？社工答：「幾好的，雖然有時也會吵架。我不是說伴侶那種依靠，但人始終需要一點依靠。」

Danny出獄之初，他的不少露宿朋友也不想要口罩，覺得露宿慣了、抵抗力好，後來卻發現不戴口罩，街道、餐廳、商場、車廂的所有人都當自己是怪物，他們就開始很想要一個口罩做道具。本來，阿明也沒有口罩，幸好剛回香港，見人在公園派口罩，他拿了兩個，用了一星期。

Danny沒有工作，阿明則長年做散工，這廿年來過着有錢租屋、無錢露宿的生活，後來想有個地方擺些電器和衣物，就在深圳租了一間房子，雖然因為在港工作，很多日子仍是露宿，但至少換季時可以到深圳換衣服。疫潮初期，他完全沒有工作，跑回深圳住處足不出戶很多日，後來怕香港封關，又怕被強制檢疫十四日，有工開也做不到，便趕在二月七日回港。雖然，回港後也是無工作，阿明說：「我是香港人，死也要死在香港。」

回港後，平日消閒的圖書館閉門，平日洗澡的體育館也閉門，阿明便租了兩晚賓館，「預埋Danny」，洗熱水澡，安心入睡。兩日後，他們就靠着勤力洗手、勤用商場的酒精搓手液，盡量保持衞生。阿明其實很怕「中招」，只是露宿睡覺時，不會知道誰在身邊走過。他們已因為怕麥當勞的空氣不流通，而不在麥當勞睡覺。

2003年沙士疫潮期間，他們兩人也是露宿者，回想當年，露宿者不會戴口罩，也不如現在一樣恐慌──現在是很多露宿者也想要一個口罩。阿明當年仍有工開，現在是完全失業，深圳的房子在欠租。從深圳回來，阿明驚覺尖沙嘴的露宿者多了一倍，他感到受威脅，怕大家會爭地方睡。

露宿新手：行業蕭條無工開 看不透將來

與兩人聊天時，旁邊兩張桌子、椅上都各坐了一個戴鴨舌帽的人。後來知道這兩人都是新露宿者，其中一人從事飲食業，自農曆新年失業至今。

黃先生喜歡跑步和行山，身穿一套整體乾淨的運動服，背着一個物品不多的背囊，開朗健談，笑容燦爛，外貌比實際年齡年輕頗多，毫無露宿者的感覺，除了他頭上一頂淺粉紅色帶點妖艷的鴨舌帽，似乎揭示了甚麼。露宿者的衣物，總有一兩件特別不搭調。記者問他帽子的由來，他說是朋友送贈。平日當然不戴這頂帽，惟有訪問時、露宿時，他實在怕被認出來，就把帽子拉得極低，讓帽子的陰影接近完全遮蓋他的臉容，他才稍為放心入睡。

露宿一段日子了，他的生活如常，工作如常，最近一星期與朋友結伴上山，先後到大嶼山、西貢呼吸新鮮空氣，順道向朋友探聽可有散工的工作，可是沒有。黃先生自十二歲開始在酒樓工作，一做五十年，從長工變散工，反送中運動開始工作減少，但也不像現在，他清楚記得是在農曆新年人日後，至今完全無工開。從前工作的酒樓，不需要散工，甚至接連停業，他想想將來，只感到「很渺茫」。

親戚、朋友、同事都不知道他露宿，「我阿媽九十幾歲了，我又是兒子，老人家知道我露宿，日想夜想，很易無事變有事。」露宿之前，他與母親已無能力照顧彼此，他聽從親戚建議，把母親送到老人院，不時和親戚一起探望母親。他向親友訛稱自己與朋友合租深水埗劏房，住處實在太小了，只好把重要文件與一些物品寄存在親戚家裏，才能揹上一個輕便背囊過活，「行李太多，看起來會很像露宿者」。

他的重要文件包括結婚與離婚證明，離婚後，兒子與前妻同住，他說了幾遍，分開了就不要再打擾別人生活。最初，他真是與朋友合租劏房，但後來，朋友也有自己的生活，不租了。他想想自己六十幾歲，又做散工，平日買衫、買鞋、日用開支樣樣是錢，捨不得租屋，開始露宿。最初在麥當勞睡覺，手機給人偷過兩次，但總算有工作，人不至於太消沉，直至疫潮來襲，手停口停，他還要買口罩防中招。

怕染病更難翻身

在彌敦道一帶的藥房有口罩賣，但很貴，一次買了六十五元六個，另一次買了四十五元三個，他省着用，一天過後，他覺得口罩很髒，但仍繼續使用。麥當勞的空氣不流通，且有一些露宿者不戴口罩，他怕「中招」，便移居到尖沙嘴海旁。春天了，晚上仍是寒冷，但至少通風。臨睡前，他會先用紙巾抹乾淨長椅，再用酒精噴霧把長椅和自己都消毒一遍，平時，他也常用酒精搓手液。這些消毒用品，這個月耗了他近千元。

他非常害怕染上武漢肺炎，覺得如果染病，他的人生就是徹底玩完，「要隔離，返不到工。別人知你有病，以後無人會再請你」。黃先生慶幸自己熱愛運動，身體一直健康，從來沒有看病紀錄，只有一年兩次的小感冒，總會自行痊癒。初春，差不多是他「年度感冒」的時間，他卻非常害怕感冒，怕被送進醫院，會被誤診為武漢肺炎或被傳染武漢肺炎。他希望多運動、多休息、多保暖，總之不可以病，但最近天寒，他卻不敢到避寒中心過夜，也是怕與陌生露宿者共處一室，且空氣不流通。午夜入睡前，他總怕會凍僵，睡了醒不來。

最近，因為文化中心閉門，露宿者都早了睡覺。記者約十時半來到尖沙嘴，地下隧道和海旁已有許多露宿者入睡，黃先生卻堅持待至十二時後，保安員下班後，他要跨進圍欄圍封的長椅睡覺。「我不睡地下，地下有濕氣，睡得多會中風」。長椅很窄，一轉身會跌在地上，而長椅的位置並不完全擋風，黃先生說自己不知道哪裏可拾紙皮保暖，不過拾到了，他也不想帶着紙皮四圍走，「很像露宿者」。怕會凍病，只能縮短睡眠時間，十二時睡，清晨四五時凍醒，便在空無一人的街道跑步，經過每盞路燈，都會感到燈光傳來的微溫。

他希望疫情盡快過去，到時有工作、有收入，他就租房了，那時候露宿將會成為他永遠的秘密，「這只是我人生的短暫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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