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新範疇的興起,開頭只有幾個人,不是自己的老師就是朋友。是那樣大的一片新天地,先入為主,予取予攜,耕耘多少佔多少。幸運使然,一起步我就踩中了最肥沃的那塊耕地:合約理論。遲幾年才跟進的同事,尤其是巴賽爾與諾斯,也成為該新天地的大地主。幾位學生也信手拈來,其他院校的參與者眾。說不上有人滿之患,但後之來者把問題的處理搬到博弈理論那邊去。是另一個地方,與我當年耕耘的有另一個太陽,另一個月亮。
屢次白紙黑字地感激他人對自己的啟發,贏得慷慨之名,但於今回顧,這些感激之詞說得不夠。當年沒有師友的影響,不知會發展到哪裡去;踫不到交易費用這個新範疇,本領再高也白費心思。後來回港工作,中國有改革的跡象,當然用自己掌握的範疇處理,學得多,到了六十五歲,綜合自己英語時期與中語時期的所知,寫成了三卷本的《經濟解釋》。
一個人的學術生涯可以是那樣無主地讓際遇擺佈的。超凡的大師或者可以不講際遇,獨自創新而影響世界。我呢?拿開他人的影響,什麼也沒有。我給自己頻頻打分,誇誇其談,只不過是懂得衡量與選擇,知道機不可失而拼搏下去。
今天再衡量,認為當年耕耘的新天地,畢竟還沒有耕盡,還有不少良田可以種出重要的思想來,只是沒有昔日那樣明顯,選擇要較為細心地找尋。今天的「主流」經濟學脫離了史密斯與馬歇爾的偉大傳統,脫離得面目全非。對解釋世事有興趣的同學,要回到我這一輩在六七十年代耕耘過的天地去,再找尋。我們當年因為題材太多,手忙腳亂,不少地方掉以輕心,遺漏了的耕地應該比今天的「主流」研究遠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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