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2003年患上SARS的醫護，今年再次面對另一場疫潮。有些人依然留在前線，有些則已離開醫管局私人執業。那些年，他們都還年輕，康復過後繼續行走人生路，卻沒料到疫症重臨，那些睡在隔離病房的畫面，再次湧現。昨日單純地萬眾一心抗疫，今天卻要面對與醫管局高層的博弈，一切不再純粹，惟有照料病人的初衷沒有改變。

SARS當年裝備不足因疫情突襲

17年前，阿橋（化名）臨危受命到威爾斯親王醫院的8A病房工作，當值短短四天，已確診患上SARS。

經歷過SARS的香港人，不會忘記8A病房，這個曾讓不少前線醫護受到感染、甚至殉職的病房。3月尾，阿橋被調到此處工作，跟另一位護士照顧廿多名患者，原本在8A工作的醫護，八成都已染病。被調配到高風險病房工作，他笑說當年沒有所謂的「生死籤」，上級要自己上陣，就一定要去。

第一天，他為一個剛入院的病人抽取鼻液組織化驗，「佢就係淘大花園疫潮嘅源頭，住喺大陸亦經常到淘大探家人，後來將病毒傳咗畀整幢大廈嗰位病人」。那時當然沒有人知道這位病人是超級帶菌者，阿橋是第一個為他抽取鼻液的醫護，當時裝備嚴重不足，而且對於SARS病毒的認知亦是很初步。

他只戴着一個普通外科口罩，沒有面罩或防護衣。他已小心翼翼，沒有正面對着病人，「如果佢咳或嘔，飛沫都唔會直接濺到我」。他沒法確定，是否被這位病人傳染，但只戴着外科口罩在高度傳染的病房工作，已有一定風險。

如常工作四天後，他開始感到不適，照X光看不見肺部有花，他在家自我隔離，驗血報告卻出現異常，覆診時醫生再為他做電腦掃描，才發現隱藏着的病毒，最後留院21天，「仲記得喺醫院睇新聞，知道張國榮自殺」。

病房內，有病人亦有醫護，那個幫阿橋做電腦掃描的醫生，就睡在對面床，還曾被送入深切治療部。阿橋的狀況一度很差，同事後來提起，都說他隨時要落深切治療部，那天他一直高燒不退，全天都躺在床上沒動，直至用了大劑量的類固醇才退燒。問他有沒有想過自己會就此離去，他笑了笑，說真的沒有，因為天生樂觀，覺得一定能康復出院。

到了留醫後期，睡在隔鄰病床的人過身了，一簾之隔，是另一個世界。

他認識同樣確診SARS的同事，都比他悲觀，擔憂要再次上前線，當年的創傷，留下了巨大陰影。他現時工作的醫院卻能讓患過SARS的醫護暫時不用入Dirty Team，「暫時囉，唔知㗎，不過要我再上，我都係會去嘅，正因為我嘅經歷，會更小心處理，唔會畀自己再出事！亦會安慰其他同事，叫佢哋做咩都唔好急，要先保護自己」。

阿橋形容，SARS是一場「突襲」，在毫無準備下發生，當年不夠裝備，是因為大家還未知道這種病毒的高度傳播性和威力。到了今天，前線醫護卻同樣要面對裝備不足的問題，明顯是大倒退，「回收裝備中央發放、限用口罩等措拖，大家唔係擔心醫管局唔夠，而係擔心自己用咗其他同事唔夠，令佢哋受傷」。

前線同事罷工，他沒有參與，心底裏卻支持，認為最諷刺的，是醫管局說罷工影響服務，然而罷工完了，最終卻因防疫裝備不夠而要削減服務，「有啲人又要搞分化，話要告罷工醫護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要炒佢哋，如果唔係因為醫護罷工，可能更多發燒病人逼爆醫院，你仲會有service用？到時唔好話一個月，連一個星期都可能唔夠啊！」

裝備不足是問題，但醫管局隨時更改指引亦令前線醫護感到不安，「以前話處理疑似個案要用N95，依家突然又話外科口罩加面罩就得，係因為唔夠所以退而求其次？係咪真係可信？」信任一旦破壞，難以重新建立，而當中牽涉的，更是最寶貴的生命，試問有誰願意為這樣的僱主犧牲？

非前線醫護僅獲紙口罩染疫

一身鬆身素色衣服、戴着文青圓形黑色眼鏡的Dickson，讓人感到安心，他是一位物理治療師。傍晚七時，病人逐漸離開，他坐在攝錄機前，說起那個三月，身上的傷痛痊癒已久，但心裏的痛，從沒散去。

03年，他在伊利沙伯醫院的物理治療部工作，那年初春，城中醞釀疫症，初時大家都不知道這是怎樣的病、傳播性有多高，他如常在醫院工作，偶爾途經接收疑似個案的內科病房，「完全唔覺得自己同SARS嘅距離係咁近，而且我嘅工作根本唔會接觸到SARS病人」。

當時他只是經過某個內科病房，事後發現，這間病房內有一名來自大陸的SARS病人，後來才確診。那時還是疫症爆發初期，物理治療部不算前線，不會直接接觸確診患者，所以Dickson和同事們只分配到「紙口罩」。

Dickson開始發燒，然後被送去照肺，發現肺部有疤痕，即時入院。他算是第一批被確診的醫護，說當時還未懂得把他們隔離，8個SARS病人擠在一間普通內科病房，診斷為「不明原因肺炎」，直至4月頭才認知到是高度傳染性的SARS。

那年，他在病房度過了生日，「我算係病情最輕嘅一個，唔使用氧氣機，類固醇都唔係食咗好多，住咗一個月就出院」。他記得，有一家人的父母、兒子、女婿同時染上SARS，其中母親病情急轉直下，入了深切治療部，母親最後去世，家人沒法見最後一面。

他算幸運，一個月後康復出院，經歷生死，卻從沒料到，回到工作崗位後，自己卻要遭受同事的歧視與白眼，「佢哋避開我，背後閒言閒語，感覺好怪，大家都係醫護，點解要歧視患病嘅同事？好難受」。這次入院，讓他盡見世態炎涼，平時笑臉迎人的，卻是傷害自己的人。

以為能夠康復是避過一劫，卻遭受白眼，但最壞的還未發生，兩個月後，醫院不再跟他續約，大病一場後，他就失業了。雖然沒有骨枯等後遺症，但病後失業，卻讓他患上了創傷後遺症。

SARS疫症那年，經濟差，雖然是專業人士，但要離開醫院走進私人市場，他感到徬徨無助，剛病癒就要頻撲找工作，後來加入了大機構，人工甚至比當年畢業時還要低。回想那段經歷，他感到失望、難過，為何總被噩運纏繞，但離開也許不是壞事，「私人機構可以見病人耐啲，一日見20人，喺醫院一日要見60人，用唔到自己學到嘅，而且資源又唔夠」。

今天再次面對肺炎，他覺得雖然人們對病毒的認知多了，但資源分配上卻是嚴重失衡，尤其看見政府措拖完全無法幫助市民，「今次一定係人為災禍，完全無吸取17年前嘅教訓，依家只可以等，點解唔早一步做好防禦工作？」看着仍在醫院工作的朋友，他不禁慨嘆「唔齊gear都要上戰場」，多麼的無力啊。

同事重用N95中SARS

張姑娘（化名）於SARS期間並非任職「龍頭」醫院，卻有份成立「發燒病房」，接收疑似個案，確診病人會被轉至其他醫院，「初時對個病一無所知，報告要等成日先有，當時醫院旁有老人院，一有發燒case就立即送入嚟」。雖然自己沒有被感染，卻親眼看見同事因替病人抽鼻液而受感染，「好唔開心，無人知道應該點應對，嗰時咩設備都無，大家都做到好繃緊」。

她記得當時裝備不足，前線同事要重用N95口罩，每天用完後放入紙袋留待明天重用，有同事就因為這樣而被感染，「另一個染病嘅可能就係卸裝時太急，除防護衣時彈到自己，嗰時太忙，可能疏忽咗」。同事入院後，她幫忙執拾清理時，竟還能找到那幾個入着紙袋的N95，「個心好寒」。

同事相繼插喉被送到其他醫院，張姑娘想起自己打電話跟染病同事傾電話，依然忍不住流淚，透過聽筒，她們都在哭，只能互相鼓勵，這幾位同事幸好都能康復，但亦有人出現骨枯等後遺症，有些更已離開前線。身邊不斷有人病倒，她亦不敢掉以輕心，當時兒子只得幾歲，她晚上回家也只能在房門望着熟睡的他，不敢靠近，後期甚至也不敢回家吃飯了。

那時候，她的同事說，沒想過照顧病人會死，「做護士都要搵命博，好多人好驚，唔少人離職」。這是一個醫護界無法忘記的經歷，「每日返工，都提自己，唔可以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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