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歲那年，對朱偉聰來說，很難忘。他的成人禮，除了參加反新界東北發展示威衝擊立法會，患有遺傳病的他同一年在腦外科醫生建議下，還需接受眼和氣管手術。只是，4年過去，手術一拖再拖。入獄後申請保釋，面對終審法院覆核刑期大限，早重回議員助理工作崗位的他，說會以平常心面對：「如果維持原判，就入去坐埋餘下刑期；如減刑獲釋又唔係太晏，就趕返辦事處派飯！」

記者 呂麗嬋

22歲的朱偉聰，東北案13名入獄社運人士中最年輕、也是最後一批申請保釋的政治犯。「嗰時嘅諗法係，橫豎都要找數，一次過搞掂仲好」。保釋半年過去，越臨近終審大限，阿聰的心情越緊張，有心理準備法庭或會維持原判：「心態係預咗要入去再服刑，有啲數一定要找，其實辦事處都已請咗個part time，準備我一旦再入獄，佢就過嚟幫手。」

保釋候審，是自由也不自由。每星期仍得到旺角警署報到，護照也被沒收。朋友暑假外遊，他只能乾羨慕，睡醒第一件事，是趕到石硤尾的辦事處派飯。石硤尾毗連九龍塘，最窮與最富，未夠12點，逾10個年老街坊，已在辦事處門口排隊。「我住深水埗，都近辦事處，中午就過去婆婆度，幫佢搵人整廚房盥盆」。原本在嶺大讀書，因社運輟學，註冊社工做不成，他還是在做與社工大同小異的社區工作，分別只在於與薪級表脫了勾。

「做社區嘢，都係我鍾意嘅。」生自基層單親家庭，患上「克魯松氐症等候群」(Crouzon Syndrome) 的阿聰體弱多病，自小由外婆外公撫養。這天，記者跟隨他到竹園邨外婆家晚飯。「就嚟中秋，要安排派月餅，咁啱有個同事整親手唔返得工，所以好多嘢做」。腳下生風，鎖門即衝去截的士。他坦言出獄後媽媽更不常見面。「坐監時一個月探兩次，保釋出咗嚟，一個月都見唔到一次」。對上一次見面，是在「大酒店」。「因為探監，佢識咗我有個社運朋友，知佢屋企人過咗身，話想去殯儀館鞠個躬」。

父母早年離婚，他不違言與媽媽一直疏離，與71歲外婆林春華更親密。「阿聰最好係唔揀食，佢出番嚟，食咩都得，最緊要有肉」。外孫難得回家吃飯，兩餸一湯，大大碗飯。「都係滾湯，唔係咩好嘢，冬瓜湯下火嘛。」全日東奔西跑，晚上七時，才是阿聰的第一餐。「佢依家無同我哋住，梗係擔心佢無飯食，不過點都唔夠佢之前坐監咁擔心」。患有遺傳病導致外貌異於常人，林春華說聰仔兩歲前做過兩次開腦手術，死過翻生，但氣管較常人窄，夜晚睡覺不順，就要協助呼吸。

「係好擔心佢，佢喺屋企，我哋咩都幫佢做晒，擔心佢身體唔好，咩都話無事，唔肯同人講，佢阿媽買過部呼吸機俾佢，佢又唔肯用，成日話無事」。林春華說。無事，幾成了阿聰的口頭蟬。只是，一家人，她最了解這個孫，愈說無事，她就愈擔心：「佢細個喺QE（伊利沙伯醫院）睇醫生，幫佢做手術個腦外科主診醫生，話等佢18歲發育定咗先做眼同喉嚨手術，今年4月已經係最後限期」。60年代為逃避文革，時年18的林春華由汕頭偷渡來港，在製衣廠認識丈夫趙子高，婚後誕下一仔一女，惜女兒早年離婚，她這個外婆就兼母職。

「我成日話，我唔係阿聰外婆，係佢阿媽！」年輕時是游泳健將，入水能游，出水猛做，身體一直不錯，唯一一次入院，是帶阿聰到伊院覆診，心急追車跌斷手骨。「嗰時阿聰仲讀中學，我痛到起唔到身，佢企喺隔離呆咗，連call白車都唔識」。在林春華心中，阿聰除了在家有點少爺脾氣，一直好乖。「細個返教會，又鍾意幫人，不過最唔好係好多嘢就收埋喺心，唔鍾意同人講」。

就像這一代關心社會的少年，反國教運動，是阿聰的政治啟蒙。只是，物換星移，那個交叉雙手說不的手勢，幾年下來，仿如隔世。出事被拉，基層的社運孩子，選擇的確不多。「好多街坊睇住佢大，佢哋無咩點，有時仲會問候吓，問佢依家點？只係晨運，聽到人話佢哋呢啲人淨識搞事，唔抵得都會駁兩句，話我以前初嚟香港，日做夜做無假放，依家規定個個星期要俾你放假，唔係呢啲人，社會邊度有進步？」

「我哋以前喺大陸，都叫做城市長大，明白多少少，但有時都會忍唔住想問佢哋：如果你哋覺得大陸真係咁好，當年點解又要走嚟香港？」只是，為免又惹來爭議不休，一句話明明到口唇邊，還是吞下肚。眼巴巴看著賠上前途的外孫，林春華說只能眼淚在心裡流，倒是阿聰的八旬外公趙子高，飯後兩杯燒酒下肚，憤怒溢於言表：「如果佢作奸犯科，你唔拉佢我都自己送佢去差館，但佢依家做咗咩壞事，你要送佢去監獄？」自阿聰被判入獄，他說早不再看新聞，因為「一睇就好激氣」。

趙爺爺自言1957年已來港，當時雙手空空，一生人最自豪就是樣樣靠自己。但說起阿聰坐監，這個歷盡生活磨難的老人，卻忍不住眼泛淚光：「你問我，如果我仲後生，可能都會出去爭取…我喺香港60幾年，一路見佢差落去，你話點會唔傷心？」坐在一旁的林春華就猛搖頭：「我哋年紀大，睇唔得佢幾耐…我哋嗰代，阿媽知道放咗你出去就會飛到好遠，但叫你唔好走又真係死路一條。如果佢（阿聰）要走我都會支持，就好似我哋以前咁，唔捨得但都無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