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期間母親帶着幾個兒女逃難到廣西，盲目亂逃，最後躲進一條名為拿沙的小村落，有數十戶人家，都是目不識丁的。我大約七歲，在那裡的一個牛房住了一年多，沒有寒衣，是饑荒的日子。村民一生只有三個機會吃飯：家中有嬰兒滿月，婚禮，長者喪禮。其他時日，較為富有的可吃稀粥，次富的吃番薯，再次的吃木薯。後者有毒性，要先在水裡浸漂一段日子才可吃。據說抗日戰爭之前就是這樣，可見中國的貧窮由來已久。
母親堅強而聰明，帶着六個孩子逃到拿沙，不夠糧食，怎麼辦？她認為分享糧食，六個都不能生存，於是讓比我年長十五個月的哥哥先吃，其他就顧不及了。這哥哥之上有三位姊姊，更年長，可替人家修補衣物賺取一兩隻雞蛋之類，但我和比我年輕三歲的妹妹就自生自滅了。妹妹當時四歲，瘦骨如柴，到拿沙之前柳州的醫生說她沒有生存的希望。我天天背着妹妹在拿沙曠野覓食，偷番薯，捉草蜢，生火燒給她吃。六十年過去了，妹妹今天還在，可謂奇迹。
有兩件比較難忘的事，此前我提及過的。其一是跟着我們逃到拿沙的有五位男子漢，其中一位是國文老師。這老師帶着幾本古文、詩詞的書，沒有紙張，更談不上筆墨，晚上他喜歡在燒松木的火光中看書吟誦，可謂書空咄咄了。母親不識字，羨慕識字的人，見到有國文老師在場，囑我跟他學習。但沒有紙筆，怎樣教？於是老師吟誦，我在旁背誦。不知字怎樣寫，也不知何解，只是背誦了很多、很多。後來長大了，知何解，但不一定知怎樣寫。這解釋了為什麼胡菊人常說我的古文了得，但不知我要常問朋友字怎樣寫。

其二是到了該村落不久，我患上瘧疾，每天下午四時起發冷個多小時。沒有藥，母親聽村人之言，每天按時要我到曠野遊玩，希望擾亂顫抖時間，太陽下山後才回家。這段回憶十二年前我以《光的故事》為文（見《凴闌集》），記述每天瘧疾顫抖後在荒山細察光的變幻，是多年後在攝影上我用的光法自成一家的原因。
一九九三年我與陳復禮、簡慶福、何藩等在香港舉行四友攝影聯展，出版了攝影集，作為自己在一門造詣上的收筆。跟着電腦的處理盛行，代替了昔日苦練的黑房功夫，更使我感到自己是個古人了。然而，未能以自己想出來的光法，用彩色搞抽象攝影，一抒於懷，其感受是欠着自己一些什麼的。
去年我想，回到拿沙去吧。回到拿沙去住一個月，從早到晚重訪六十年前見到的光與影，那寂靜的山頭，涓涓的小溪，那三個小孩不能環抱的大松樹，應該還在。太太把我善用的照相機找了出來。是的，我要把拿沙的回憶以抽象的色彩與虛無飄渺的光表達出來。
困難是找不到拿沙。左託右託，旅行社及公安局的人都幫忙過了。找不到。找到白沙及其他有「沙」字的村落，但沒有拿沙。記憶所及，拿沙是從廣西平南向荒山野嶺步行十個小時的村落，不知東西南北。姊姊的回憶是一個較近拿沙的小鎮名丹竹。
有沒有朋友可以幫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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