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學術氣氛，學術不容易搞起來。高一個層次，在研究院內，氣氛不足學術不可能搞起來。很不幸，學術氣氛不是要有就有，不是有錢就可以購得到，也不是大家多發表文章就可以成事的。香港的學術氣氛奇差，我在港大試搞，力不從心。在那裡的最後幾年，一九九八至二○○○之間，國內申請到港大作研究生的甚眾，其中有好學生，搞氣氛有可乘之機。可惜港大再沒有錢資助有前途的國內學子。
美國在二十世紀的五、六十年代，尤其是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學，學術氣氛好得不得了。我躬逢其會，整個六十年代享受了這十年的大好學術氣氛，天天疲於奔命，可算不負此生。可惜六十年代後期美國與越南戰爭，學生不是遊行就是缺課，激進的不少，濃厚得無以復加的學術氣氛一下子被衝散了。
於今回顧，學術氣氛搞得好要有如下因素的合併。
（一）起碼有十位八位學者有共同的學術興趣，他們之間產生了一種共通語言，外人不一定聽得懂，但圍內的互通無阻。
（二）好學生的參與非常重要。這是因為教授同事之間只是互相研討，沒有教與學的關係。教授有新意，試教給學生是試把新思想簡化，而學生有年輕的腦子，提出的淺問題是大教授往往提不出來的。
（三）相聚的學者完全不談學術之外的話題，日夕如是。在芝加哥大學兩年的午餐中，我沒有聽到學術之外的話題。

一個問題提出來了，有興趣的同事都環繞着這問題打轉，同意或不同意，吵呀吵的。同一時期，同一學系有不同的問題。有共同興趣的多聚，但也有撈過界的，而後者的「外來」參與，以新眼光看新問題，其貢獻別開生面。
不是大家要多有文章發表才有上佳的學術氣氛的，絕對不是。想當年，芝大的戴維德（A.Director）在法律學院論經濟，其學術氣氛的濃厚有口皆碑，傳為佳話。但戴老是不寫文章的——他的口述傳統舉世知名。另一方面，戴老只有一個哲學學士，連碩士也沒有，更談不上經濟學的訓練了。但他是大名鼎鼎的芝加哥經濟學派的重要元老，影響甚廣。這可見只憑感染力——無與倫比的感染力——學術氣氛可以搞起來。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倫敦經濟學院也是因為學術氣氛特厚而知名於世的。當時該學院的主要人物是L.Robbins，也是發表文章不多的。我自己在洛杉磯加大作研究生時，老師艾智仁的感染力把一群學子搞得團團轉，而作為大師，艾師發表的文章也不多。
到了我自己一九六九年正式為人師表（之前作助理教授其式不正），轉往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大約有五年學術氣氛搞得好。同事中Y.Bazel，D.North，J.McGee，L.Kochin等幫助很大，常有興趣相投的造訪學者參與，而又有幾個難得一見的好研究生。
是的，好學生的參與非常重要。年多前在洛杉磯與老師赫舒拉發相聚。說到六十年代中期的加大經濟系，他說當年的學術氣氛特別好，主要是因為有多個好學生。他說教書四十多年，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多的好學生聚在一起。這是異數了。
學術氣氛可遇不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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