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個多月的反送中運動，除了為 香港 人帶來可見諸肉身的傷痕，還有看不見的精神創傷。他們都沒法快樂地過這個農曆新年了。有人表示以往會回鄉探親，今天卻不能回去，有人更說沒心情向政見不同的親友拜年。他們出現幻聽、自殘症狀，甚至確診驚恐症、抑鬱症、焦慮症及創傷後壓力症等，而無法確診為「精神病」的精神創傷更是不可勝數。分別有公立及私家精神科醫生表示，除了黃絲外，也有藍絲及紀律部隊人員求診。根據港大及中大於反修例期間所做的研究，分別有約百分之十及百分之四十受訪者懷疑患有抑鬱症，百分之三十受訪者呈現創傷後壓力症狀。有醫生認為，香港正經歷「精神創傷疫潮」。

記者：梁嘉麗

Happy差半厘米爆眼　從此怕槍聲

她是火魔法師，是滅煙隊，是和理非街坊，是驚恐症、抑鬱症患者，她只有16歲。

Happy（化名）就跟她的名字一樣，臉上常掛着笑臉，深深的雙眼皮和小巧的嘴唇，根本是個美人胚子，可惜的是，鼻樑青瘀了一大塊，還在眼底留着小疤痕，一顆催淚彈，在完美的少女臉容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那天她沒帶任何裝備，只站在路旁，街坊們都在高聲叫罵，然後催淚彈就來了，她看見一枚向自己直射過來，那一刻她感到天旋地轉，腦內一片空白，她按着眼睛，鼻骨流血，「對眼咩都睇唔到，當時情況好混亂，我一直向後跑，以為自己會盲，好彩只係打中鼻骨，皮膚損咗少少」。中了彈後，她不敢打999，更不敢去醫院，因為她知道當天醫院有大量防暴，「我唔知可以點解釋個鼻有個圓形傷口」。

眼看手足被速龍用棍不斷打頭，對一個16歲的女孩來說，是史無前例的震撼，她不斷說因為自己是女孩，很多人幫她離開，卻又非常矛盾，因為那些幫她的人下一秒就被打到血流披面，「佢哋癲㗎，完全唔當我哋係人，不過我冇喊，而係極度憤怒！」因為不斷想起這些畫面，她經常處於情緒低落的狀態，開始鎅手自殘，又在毫無先兆下大哭，無法專心上課，最終由學校社工轉介精神科醫生，判斷患上抑鬱症及驚恐症。

當她走過某些地方如夏慤道、軒尼詩道時，就會突然感到暈眩、身體虛弱，異常驚恐，既然如此，為何不從前線暫退下來？「喺前線反而冇事，因為好緊張，根本唔會分心，和理非遊行就差啲。」她只好食藥，令自己不至於因突如其來的恐懼而沒法上課生活，但藥物卻令她經常處於疲倦狀態，幸好老師都了解她的情況。

別人勸她不要看太多新聞資訊，Happy卻搖頭說很難，「已習慣咗一起身就睇Telegram、連登，見到陳彥霖死得不明不白我真係控制唔到自己，點解香港會發生咁嘅事？」發生在同齡女孩身上的事情，她無法當作看不見，藥物怎樣也治不了心病。

阿神多次夢到被捕 活在惶恐中

另一位抗爭女孩阿神，是理大圍城戰的前線，6.12後一直參與抗爭，被困理大那幾天，精神壓力比以往的衝突高出成千倍，因為根本沒法睡覺，每一刻都很警惕，不知防暴警何時會衝入校園，又試過不同路線離開，走到出去以為成功怎料又被警方發現，「由有希望到被打入谷底，不斷重複，好難受」。

午夜夢迴，她總是夢見自己被捕，防暴走進她的家大肆搜查。晚上歸家，她常覺得有便衣警員監視，每分秒都被人盯着，「返屋企會兜平時唔會行嘅地方，好驚被人跟蹤，坐巴士又會突然驚到喊」。被拘捕的情景，她已在腦內預演很多次，在家中聽見警車聲就會立即彈起身，到窗邊看是否有警察來捉自己。

她會想像，警方派卧底去自己家附近監視，看見有車泊在家門沒有着車頭燈但車內坐人，她便嚇得不敢回家要先在外多逛一會。從前不怕警車，現在看見會嚇得心跳加速，擔心下一秒就會有人跳下車把她按在地上。「搭巴士有男人戴住單邊耳機坐喺我隔籬，嚇到我即刻彈起，衝出車門走。」甚至在洗澡時亦會出現幻聽，跑出來問家人是否有警車駛過，家人卻說沒有。

但阿神沒有求醫，認為自己未算嚴重，也許過些時日，精神能稍為放鬆，而且覺得精神科或心理科醫生收費昂貴，「有人比我更嚴重，更需要呢種協助，我唔想浪費人哋資源」，很多前線都不敢求醫，一方面擔心要把自己的故事說出，另一方面就是覺得資源應留給更需要的人，卻可能就此誤了診治黃金時間。

阿魚替傷者急救 血從指縫滲出

抑鬱焦慮不僅是勇武抗爭者的創傷後遺，現場見證者同樣受苦。在前線時，阿魚見到很多傷者身體各處被催淚彈打中，滿面是血，她走上前去，用紗布大力按壓傷口，但血還是從她的指縫間滲出；在街上，她見過婆婆因吸入催淚煙而沒法呼吸，有女士邊走邊哭，問她：「我會唔會死㗎？」

焦慮症症狀完全體現於她的身體上，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容易緊張，水杯跌在地上的玻璃爆裂聲足以令她整個人繃緊，走過彌敦道會氣喘、透不過氣來。每晚從睡夢中驚醒五、六次，第二天根本沒法專心上課，形同行屍走肉，阿魚開始食安眠藥，卻依然不能一覺睡天光，最後她決定找醫生，服用抗抑鬱藥和鎮靜劑，最少要服一年以上。她笑說從小到大，也算順利的，站在前線眼睜睜看着各種警暴，卻沒法做更多，讓她明白何謂絕望。

因為本科是醫護，阿魚很快發現自己精神出了狀況，「情緒唔好點出去跑？發現問題一定要求醫，你覺得自己長命定係場運動長命？所有 香港人 呢段時間都唔開心，搵同路人傾吓會舒服少少」。情緒病就如感冒，今天的香港，誰都心酸過，鬱結日久，只會讓自己墮進更深的黑洞，好好照顧自己，才能走更遠的路。

阿然出街周圍望 驚速龍突撲出

情緒困擾問題，無分男女。大學生阿然記得，那日速龍突然衝過來，他和大約30多名手足四散，有人從後用力抓着他的背包，他用盡平生最大的力量掙脫，跨過欄杆，繼續往前跑，但前方出現另一隊速龍包抄，那一刻他知道，是沒法跑掉了。

被捕的數十人當中，全部都不能見律師，攤睡在停車場中，凌晨時分，久不久警員就會敲打鐵馬，讓他們沒法休息。阿然滿身是傷，不斷問何時能入醫院，當然沒有回應，幾個月過去，他展示着淡紅色的疤痕，傷口早已褪色，但精神上的傷，卻如影隨形，怎樣也抹不掉。

「行街會周圍望，好驚速龍會突然跑出嚟，喺屋企瞓喺床上，咩都唔想做，覺得人生無希望，唔想出街，個人好易攰，眼光光瞓唔到，就算瞓着都發噩夢。」被捕後的阿然，做甚麼也提不起勁，晚上在家中忍不住看直播，突然又會手震、冒冷汗、心跳加速，那些被虐打的畫面立即在腦內浮現，根本沒法回復被捕前的生活。

其實他努力過，參與學校劇社，希望透過話劇、社交活動讓生活重回正軌。站在漆黑的後台，台前播着警號聲，他突然感到驚慌，極速跑入廁所，哭了出來。某天他在葵芳港鐵站月台，防暴警衝上來，車站內的警報聲，他一生難忘，聽見相似的聲音，立即崩潰。原本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息，創傷後遺症的症狀已少了出現，但中大二號橋一役，讓他再次墮進谷底，社交圈子再次中斷，「諗嘢好負面，想放棄自己一切前途，唔想返學」，防暴衝入校園對着同學們射催淚彈和橡膠子彈的畫面不斷出現，最後他決定尋求醫生協助。

「反正避唔開，不如面對、克服佢。」找協助也需要跨過心理關口，創傷後遺症的患者，較難相信陌生人，但接受藥物治療後，阿然的情況漸回復穩定，不再有想放棄自己的念頭。

J先生親歷7.21 手震焦慮三個月

J先生（化名）因7.21在元朗親歷白衣人襲擊，患上創傷後壓力症。但也是因為7.21，他從一個只參與和平遊行的和理非，變成前線急救員。7.21那日，他在遊行後把黑衣換成白衣，與朋友在南昌吃飯，然後坐西鐵回家。途經元朗站，忽然聽見外面有人大喊：「外面很多傷者，有沒有急救員？」

他一夜無眠。翌日為了報案，找社工陪他到醫院驗傷和報警，雖然害怕由原告變被告，卻認為必須為這件事留一個紀錄。他讀中六，即將應考中學文憑試，然而白衣人追打市民和自己、無警時分、警署落閘的種種畫面，卻不時在他夢中出現。上課或與朋友玩耍時，他會忽然感到極度驚慌，很焦慮，雙手會不受控地顫抖。而在每次大型遊行前夕，他也會非常害怕。

J先生遲至10月求診。7.21後，他不怕坐港鐵，並沒有聯想到自己的症狀和精神病有關。社工保證為他找來「黃醫」，他才敢看。他怕藍醫「亂判就大鑊」。看病前，他不怕自己真是有精神病，最怕醫生幫不了他。幸好藥物有用，但副作用也大。他每日要服用一顆藥丸，按醫生指示在早上或晚上服用，在早上吃藥，一整天都很呆滯，在晚上吃藥，睡得不好，翌日也是無精神。

7.21後，他一個人到前線做急救員，因為當日沒有救到傷者而很內疚，雖然每次出門前也非常害怕，但到達現場後，他非常冷靜地處理着頭破血流得要召白車送院的病人。確診後，即使社工和醫生反對，他仍經常外出，「不出去幫忙好像對不起手足」。

精神科醫生：一定要先照顧自己

及後，記者訪問精神科專科醫生黃宗顯，向他提及不少病人因反送中運動而患病，卻仍頻繁進出衝突現場，他表示因反送中而出現情緒症狀，再到現場有一定危險性，怕病人未完全康復，也怕康復了的病人因再受刺激而復發，建議他們暫時遠離這件事，「因為本身他自己的健康最重要，他一定要先照顧自己」。

有幾個病人，他印象較深。一個病人把6.12的逃生經歷形容為「TG放題」、「屠宰畜牲」，感到自己被謀殺，雖然逃離現場，卻難以入睡、經常哭泣、社交退縮，聽見鐵的碰撞聲也會極度緊張，而無法再參與示威也令他非常內疚。他只能辭工。一個月後求診，證實患上創傷後壓力症；一個退休藍絲，因反送中運動而感到很絕望、很生氣，坐立不安，一看到新聞就很氣憤，害怕到人多的地方會遇見黑衣人，因此不敢坐港鐵，大部份時間在家，最後診斷為焦慮症，藍絲最後回大陸住以避開新聞。

還有一個紀律部隊病人，對醫生不信任，擔心因政見不同而獲得不同治療，並常常覺得所有人都因為他的職業而不喜歡他。黃宗顯說：「其實不只示威者方面有情緒問題，其他不同政見，或者是支持政府、支持紀律部隊的人都承受很大壓力，有些甚至是情緒困擾。」

黃宗顯表示很多人未必可以很早階段察覺自己的情緒問題，而10月開始是越來越多人求助，他擔心運動持續下去，會有很多人情緒受影響，因而引致一個公共衞生的災難，即情緒困擾和精神病會變成一個患病人數很多、廣泛影響很多人的問題，而香港的精神科醫生不會因為這場運動而突然增加。

黃宗顯口中的「公共衞生災難」不是過慮。去年7月，港大李嘉誠醫學院公共衞生學院公佈其十年研究數據指出，疑似患有抑鬱症的患病率從2011至2014年的1.3%，上升至2014年佔中期間的5.3%，而6月至7月反修例期間則是9.1%，換言之，早在6、7月間，每十個受訪者就有一人疑似患有抑鬱症，當時，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已形容社會出現「精神健康疫症」。

專家：港必須面對的問題

10月，中大心理學系動機及情感實驗室公佈一項調查結果，其在9月18至29日就反修例示威進行一項「情緒健康及政治參與」網上問卷調查，發現38%受訪者曾於兩周內受情緒低落及對事情失去興趣等與抑鬱症相關的症狀困擾，換句話說，每十個受訪者就有四個疑似患有抑鬱症。

區結成最初留意反送中帶來的精神創傷，是在一場朋友聚會裏，有人閒話家常地談及一個大學生。大學生在6.12那日到了金鐘，覺得警方施放催淚彈不是為了驅散，他即使逃到橫街窄巷，警察仍一直追來，令他覺得自己是被追殺。學生成功逃脫，但及後的情緒困擾，區結成一聽朋友形容，就聽出了大學生有非常明顯的創傷後壓力反應。

他表示，示威者外，每天執行任務的警察，以武力打人也會導致精神創傷，外國有不少關於軍人、防暴警的心理創傷後遺症研究。「打到人頭破血流，對警察不可能是一個日常經驗來的，你可以用各種形容詞去鬧警察說他們是黑警等，但其實他們也是血肉之軀，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創傷後壓力症簡稱）不是視乎你本人心腸好不好、性格強不強硬、冷不冷靜等等，而是一個危急心理反應。」他舉例說，PTSD其中一個表現是對周圍環境變得過度警惕，他看新聞直播會看見類似畫面，如幾個警察被沒有任何舉動和武器的市民包圍，卻會覺得生命受威脅而有行動。他同樣關心，一些警察的精神狀態是否適合執行使用武力的任務。

集體精神創傷常常在大地震等大災難出現，區結成說，大災後，社會有一個重建過程，其中一環是精神輔導，政府會調撥資源增加人手，「但這次會不會發生？不太像會發生，因為大家不會馬上承認這是一場疫潮」。

他曾任九龍醫院行政總監，也曾在九龍醫院精神科工作一年半，認為現時精神科的醫護人手只是僅僅足夠照顧正常情況的病人，而青少年精神科的醫生更少。他表示，「精神創傷疫潮」是香港要面對的一個新問題，如同當年處理沙士，他判斷現行的系統與制度並沒有一個正規能力去承受這場疫潮。

「我們其實不熟悉這個問題，等於我們不熟悉沙士一樣，它來臨時，影響是大的，因為人的生活、生命都受到影響，而身邊的人不能純粹憑我愛他、我關心他就可以解決。」區結成認為，必須正視這場疫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