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一生中可經歷幾多次疫症爆發？17年的時間是否能撫平傷痛？我們邀請了四位香港人──扎根淘大花園的居民、自願進入Dirty Team的公立醫院護士、經歷兩次幼稚園停課的幼兒教育者，以及一位經歷母親因癌症去世的女生。由2003年走到2020年，他們各自的經歷和感受，或許能夠啟發你在抗疫時，保持一絲希望。

淘大居民　戴口罩小心翼翼
「我一出世就住在這裏，淘大R座，已經習慣了，我很喜歡這一區。家人在沙士後曾經想過搬到調景嶺，但最後都沒有這樣做。」

現已大學畢業、亭亭玉立的 Alice，2003年沙士期間只有6歲。童年最深刻的回憶是淘大花園的社區爆發，「單單是這屋苑已經有三百多人感染。」小小年紀的她困在家中，隔着電視看到E座居民接連被送往隔離營，印象深刻，「腦海中聽過的營就只有集中營，所以聯想到被送到隔離營會失去自由，我可以留在家中，但他們卻要前往陌生地方。」困在家中，電視新聞成為她接收外界的渠道，恐懼往往來自新聞畫面，「比起了解死亡或患病，恐懼更多時候來自新聞報道的語氣和陳述方式，人命變成數字的感覺比一切還恐怖。」

當年因停課而一直留在家中，Alice每天都會與哥哥看卡通片，媽媽負責購買食糧，「她會特地到樓下買早餐，讓我們不至於吃得太單調。」每次看着媽媽踏出家門，她會怕媽媽一去不返，像士兵要上戰場，冒着極大的風險。

沙士之後，淘大花園為了復蘇商戶生意，不時舉辦「彩虹大抽獎」，「我好有印象，因為我常常抽到大獎，是100元的現金劵，媽媽會拿去光顧淘大商場的商戶，然後再獲得更多抽獎機會。這是非常成功的宣傳活動。」

身為淘大居民，原來會被同輩貼上標籤，「中學有一個男生經常欺負我，告訴身邊的同學我住在淘大，說我可能帶有病毒，或者猜想我是否曾差點喪命！我經歷過社區爆發的恐怖，我不會以此開玩笑。」

現時，Alice面對武漢肺炎格外敏感，「我12月尾已經開始戴口罩，亦到台灣入貨。起初大家以為我感冒，但我會說口罩用來預防武肺。」看到朋友戴口罩馬虎，她會堅持指正，男友曾經嘲笑她怕死，「現在他會說我是先知。」

自願入Dirty Team　男護盼成家
「我在1月尾開始在隔離病房工作，抽籤排名我也是頭幾位，他們問有沒有人自願，我就舉手，因為很多同事家裏有小朋友，而且這種時候若讓剛畢業的醫護上前線，跟送他們去死沒有分別。」

沙士期間只有16歲、就讀中四的Andy（化名），怎也沒有想過17年後自己竟站在前線，成為公立醫院隔離病房的護士。今年剛好是他入行的第10年，「以前沒有想過會當護士，我有想過當消防員，但不夠高。我性格天生喜歡幫助別人，當護士也好。」

2020年的1月他正式進入隔離病房工作，最擔心他的是女朋友，「我最初沒有說我是自願入去的，只說自己抽籤排頭幾名。她知道之後，馬上泣不成聲，怕我有入無出。我笑說，人壽保險還未加上她的名字，才會不那麼早死，放心。」他期望在疫症過後能夠重拾人生原本計劃，「想有自己的家庭、生小朋友，很羨慕有些爸爸拖着女兒外出，看到他們拖着前世情人出街，真的很羨慕。希望打完這場仗後的一兩年內可以實現。」

在隔離病房工作期間，他見過有一家四口的懷疑個案，「兩個小孩，一個3歲，另一個5歲，幸運的是他們沒有感染，但我會不禁思考，當一個小朋友因為肺炎，在你手上離開人世，我的反應會怎樣？我能否麻木地去看待？」

剛入行時，他形容自己只會顧好手上工作，但一次目睹一名年輕母親在極短時間內患病去世，改變了他的工作態度，「當自己都想成家立室的時候，能夠如何幫助病人及其家屬去面對親人離世，都是我會考慮的事情。」

「前線醫護遇到最困難的地方是病人不肯說真話，而且政府和醫院給予的指引很混亂，究竟要如何分配人手、病人應該送到哪一間病房，都沒有清楚的指引，要靠自己應對和修正。」訪問當天，正正是武漢四班包機抵港前的一天，Andy亦做好心理準備，開始一輪忙碌的抗疫工作。

17年後再停課 幼教老師憂學生
「沙士期間我在鰂魚涌私校工作，停課後家長說要退學，也不願交學費，令老師們的月薪少了三分之一。沙士前我買了樓，要供樓，人工卻變少。」

資深的幼兒教育工作者黃小姐形容當年「壞事連連」，偶像張國榮離世，自己生計也受到停課影響，但她最擔心的是她的學生，「3至6歲的小朋友，學習範疇有體能、大小肌肉、認知。一切都需要老師親身帶領和互動去學習。一旦停課，小朋友便失去了幾個月的學習機會，復課後要追趕進度，非常困難，尤其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

在沙士期間，幼稚園停課令學生提早放暑假，黃小姐當年將學生用物品清潔消毒，而武漢肺炎爆發後也不例外，為的是想為復課做好準備。停課期間，黃小姐如其他中小學教師一樣，需要拍攝教學短片，連教寫字都要通過短片形式，但螢光幕怎能代替緊握學生的手所寫的一筆一劃。

疫症下的私營幼稚園，要面對學生退學的可能，這直接影響老師收入和學校營運，黃小姐現時已轉到有政府資助的基層幼稚園工作，在武肺襲港期間，幼稚園收到政府的一萬多元資助，「政府派錢叫我們去買口罩和抗疫用品，但問題是我們找不到所需的幼兒口罩。」若學生復課，每個小朋友每天需要用三至四個口罩，一所幼稚園有約100個學生，政府與其派錢資助，不如提供物資，讓學生安心上課。黃小姐現時每星期都會打電話給學生，「家長透露小朋友困在家中30天，很想跑跑跳跳、很想念老師。」

失去母親　獨自抗疫
「看到現在內地每天也有人因為肺炎去世，就會想到病患家屬要面對這一切後遺，處理完殯儀讓自己冷靜，是漫長的過程。患病很自然會聯想到死亡，我們只好活在當下，享受與家人和你所愛一起的時光。」

沙士期間只有8歲的 Britney（化名），與弟弟、工人姐姐和媽媽一同抗疫。單親家庭長大的她，形容「媽媽很厲害，會擔當爸爸的角色，嘗試在逆境中給予我們足夠的安全感。」17年後，她再度經歷香港爆發疫症，「最近做在家清潔的時候，想起以前負責的媽媽和工人姐姐，受到照顧。慢慢演變只得自己的生活，變相只有我一個人去面對疫情，比如買口罩、做清潔甚至接收資訊方面都有很大分別，有人同住時，就算自己未追到新聞，總有人提醒你。」

在社會瀰漫着對患病和死亡的恐慌時，她特別想念媽媽。母親在2010年因為乳癌復發，在短短幾個月內去世，作為病患者的至親，Britney道出當時面對母親離世前後的回憶：「我16歲的時候，她癌症復發，癌細胞擴散得非常快，她其中一顆眼球亦因而下陷，當時媽媽很瘦弱，每天睡在梳化上，她當時已經不能上班。其實每天在學校上課的時候，我都擔心媽媽會突然在家中離世。」

在預備文憑試的前一個凌晨，她收到親戚的緊急電話，「我穿着校服，背着書包去聯合醫院看我媽媽，當我到達的時候，她已經離開人世，但摸着她的手，依然感到是暖的。」她感到措手不及，突然之間面對失去依靠這件事情，她選擇裝作若無其事，用了9年時間才走出親人患病離世的陰霾，將母親的房間收拾好、重新塗上黃色油漆。

2020年的香港，每個人都害怕自己和親友患病甚至死亡，Britney認為「新聞上的死亡數字是死的，但人心是軟的。」每個數字背後都是一個家庭和病患家屬。如果我們將生老病死看成人生必經階段，我們會否好過一點？Britney在武漢肺炎蔓延的香港，選擇活在當下，「與其每天擔憂死亡，不如我們將視線放在當下，在做好清潔預防的同時，享受我們與別人相處的時光。」

記者：陳韻如
攝影：林亦、鄧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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