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子俊任教的女拔，以取消初中通識科為由選擇不與他續約，他認為校方的決定是現實考慮多於政治考慮。回想過去數年教鞭生涯，他認為「法治」課題最難教，全因當中的「公民抗命」概念現時已成為禁忌，師生不能坦誠討論。

回想中學時代，楊Sir在堂上聽到老師說，在香港有人寧願犯法，也要堅持運營民間電台，並援引英國各地的民間電台例子作為補充資料。同年高考，民間電台成為題目之一，他體會到通識科的樂趣，正是學生能學以致用，分析議題中的不同面向。當時他不曾想過，他也會像民間電台成員般，成為衝擊紅線的人。

拒向學生灌輸特定立場

楊Sir憶述，「法治」課題在傘運過後非常敏感，其中一年他更要先略過有關章節容後再教，因當時科組同事仍在商討有關教材能否使用。傘運前，教師大多樂於在課堂上引用甘地或馬丁路德金的例子，解釋公民抗命與法治的關係，但當政府逐步將法治片面詮釋為「守法」時，法律只剩下虛無飄渺的條文。

楊Sir估計校方或預視通識科的地位將會降低，作為一間重視成績的傳統名校，校方當然不希望學生「浪費時間」。他無法漠視現時政治氣候繼續教通識科，因這違背通識教師的天職和通識科精神，「喺咁嘅環境之下，我係教唔到通識科，我真正重視、真正覺得係啱嘅通識科，應該係容許同學去討論晒我哋香港社會、國際社會發生緊嘅議題。我哋唔係要去灌輸某一種特定立場或者價值觀畀佢哋，而係話個真相畀佢聽，等佢哋自己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