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星期中央連番出手遏抑所謂的「經濟過熱」，先有以打擊炒風為名整頓房產買賣，再宣布對個別行業進行「調控」、及後人民銀行調高貸款基準利率0.27厘。一切舉動及言論，都將「經濟過熱」、「盲目投資」等說成是市場的錯，中央出手干預是為了市場的長遠發展着想，可是實情是這樣嗎？
內地自從七十年代末開始改革，經濟盛衰周期的波動一直困擾中央政府。當時內地面對最嚴重的兩個經濟問題，一是要重新建立被摧殘多年的市場結構，二是那不成比例的龐大開支。雖然當時經濟已局部開放，但是各級政府對市場操控仍是廣泛，干預程度亦非常之深，所以無論生產抑或物價都受政策左右而波動異常，各種以保護為名的政策亦其實一直令生產力得不到真正釋放。另一方面，政府在收緊開支一直未有對症下藥，令到中央政府一直要以濫發貨幣來負擔沉重開支，結果在「太多鈔票追逐太少貨物」的情況下，通脹問題一直是內地經濟的死結。
由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是第一次爆炸性的發展，結果到了八五年通過的第七個五年計劃便以進行緊縮為重點。可是所謂的調整不到一年，冷卻做得過了火，中央政府在壓力下迫不得已將緊縮暫緩。到了八八年，人民幣終於出現信心危機，人人爭相搶購貨物。當時中央政府沒有真正對付濫發貨幣的問題，反而妄想透過行政手段控制物價，結果出現了黑市和人為操控，最後這些經濟問題劇化成民怨，八九民運就是這種背景下寫成的悲劇。

由於問題太過敏感，內地鮮有人從這個角度去公開分析問題，而八十年代所謂循序漸進的經濟改革手段，更一度被視為經濟改革的藍本，盲目的領袖崇拜亦助長了這種錯誤思維繼續錯誤下去。事實上，內地當時局部式的改革產生的政策傾斜，最大副作用是衍生出來的反效果在民間製造了錯覺，令人以為開放自由市場是令到社會扭曲變形的主因，亦讓既得利益者有藉口去從中取利，而積累下來的問題拖慢了市場發展的步伐。
毫無疑問，八九年之後中央政府明白到面對市場危機萬萬不可以行政手段粗暴干預，可是真正的問題卻一直未有得到解決。朱鎔基九三年出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兼人民銀行行長時，面對20%的高通脹，他首次以宏觀調控的名義去冷卻經濟，可是到了九八年經濟再次過熱，他要再度推出新一輪宏調。到了○四年朱鎔基卸任之後，當時剛站穩陣腳的胡溫又要再推宏調，距離今次最新一輪的宏調不過是兩年時間罷了。雖然九十年代始，通脹對社會民生影響都有所減少，不過每次出現「經濟過熱」其實都是由於政策傾斜而引發的所謂「盲目投資」。「盲資」多是和各級行政官僚有千絲萬縷政治關連的資金，賺到的是私利，輸掉的是公帑，那當然不介意盲目地高風險一點吧！事實上，一天內地沒有清楚確立法治和民主監察制度，就算領導人如何盡心盡力，這種因政策和衍生的過份活躍波動的經濟盛衰周期問題都不可能解決。
本周公布最新一輪宏調，剛好是八九年四．二六社論的十七周年，希望內地領導人以史為鑑，不要想妄想穩定壓倒一切可以取代真正制度上的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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