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她告訴我說她想寫點通訊文章,不光寫英國,還可以寫歐洲,問我台灣香港哪家報紙雜誌肯讓她做特派員。我讀過她在澳洲寫的一些雜文,思路晶亮,文筆清麗,磨練些時日不難練成一枝健筆。我替她聯繫了好幾家相熟的報社,都說願意讓夏甲試試,要她隨時寄稿子去。她一連寫了好幾篇分寄港台,人家都登了,都說寫得好。那陣子夏甲還勸我讀JanetFlanner的《巴黎日記》和《巴黎來鴻》,說《紐約客》總編輯羅斯教弗蘭納寫通訊稿要寫得細緻,寫得準確,寫得生動,寫得越個人越好,她寫了,紅了。我只看過弗蘭納的《一個美國人在巴黎》,機智和文筆夏甲其實未必輸她。過不了兩個月我忽然收到她從劍橋寄的信,短短幾句話,說她病了,暫時不能續寫通訊稿,怕報社問起,要我替她致歉。我回了一張康復卡給她,囑咐她靜心養病。
我們都年輕,從來是人欺病沒有想過病欺人。過了一段日子夏甲竟然一點消息都沒有,我有點擔心,到劍橋大學圖書館查書順便到她住所看她:「還在醫院,」房東太太說,「你趕緊去看看她吧!」夏甲躺在床上臉色蒼白,微微咳嗽,說是肺結核。肺結核簡單,我安慰她靜靜吃藥休養很快會平復。兩個星期後我收到她的明信片,說她妹妹夏丙來接她回台灣,飛機場裏寫幾個字跟我道別:「病中時時掛念,大哥你多保重!」不到半年夏丙來信說姐姐走了,是末期肺癌。老崔也聽說了,電話裏頻頻後悔那天晚上不讓夏甲去一趟里克特先生的書室。
文:董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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