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些好意須回手」是中國人的老話，西方文化有類同之說。英語有quitwhileyouarestillahead之句，而說一個人doesnotknowwhentoquit是批評之言了。英語說一個人過了山峰—overthehill—大有貶意，但我卻認為是頌讚之辭。在任何造詣上可以說得上是過了山峰，也即是說曾經有山峰，談何容易？一般的人連小丘都沒有，過了山峰是說這個人曾經了不起，回顧有山可見，可以傳世也。
有趣的問題，是一個人在造詣上到達峰頂時，是小丘也好，是高山也好，應否停止下來，不繼續下去，以免讓外人見到走下坡的不良印象呢？如果重視他人對自己印象如何，到了峰頂應該金盆洗手。如果不管外人怎樣看，只為自己的興趣而繼續，是無傷大雅的。但如果自己明知繼續走是下坡，很有點傷感，心理上不好過，也不容易對自己交代，quitwhilestillahead就有點哲理了。
困難是一個人不容易知道自己的造詣何時到峰頂，到了不一定知道，而有些稱得上是師級的走下坡走得急轉直下，還以為自己在上升，使外人看得尷尬。也有些人，明知自己過了高峰期，知道是在走下坡，但為了興趣繼續走下去。經濟學大師佛利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籃球天才米高佐敦也如是，可能因為他們知道就是大走下坡也遠高於同行的一般對手吧。
兩年前與佛利民相聚，他近九十了，見到他的智力還可以，就坦白地告訴他。他很有點自豪地回應，說：「史提芬，你要知道，我的智力走下坡已走了二十年！」不容易找到一個人明知自己走了那麼久下坡還可以這樣欣然於色的。佛老是一個偉大的人。
不管是小丘還是高山，這些年來我很想知道自己在經濟學上的造詣是在那個時刻到達峰頂，好叫我能決定要不要繼續走下去。這是不容易判斷的，何況一個人要客觀地衡量自己很困難。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時是四十六歲，一九八三年，四十七歲，發表《公司的合約性質》。不少行內朋友認為該文是我的峰頂之作，其後就走下坡了，甚至放棄學術了。我可沒有那樣看。一九八三年起我轉用中文下筆，少寫英語文章。他人怎樣批評我懶得管，因為我自己知道對市場與制度的知識與理解還在不斷上升。到了六十五歲，我意識到時候差不多了，就動筆寫後來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雖然也是以中文下筆，但這三卷之作遠高於《公司》一文是可以肯定的。
我說過，《經濟解釋》是我要寫的最後一本有關經濟學的書了。但繼續以短篇寫下去，我的經濟學會否走下坡呢？該三卷完工時是六十七歲，超過史德拉給經濟學者的重要創作期限十二年，時間差不多了吧。但我還不肯定我不可以再進。兩個月前在《信報》發表的關於配額的文章，有看頭，雄心頓起。
只是最近出現了一件奇怪的事。我以中文九千多字寫了一篇關於憲法的經濟分析，修改後從頭讀幾遍，竟然肯定地覺得今後再不可能寫得出超越該文的水平。不一定是我最滿意的學術論著，只是覺得繼續走就是下坡了。搞學問怎會有這樣的感受呢？
該憲法文稿於二○○四年一月十九日寫成，六十八歲。奇峰突起，天助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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