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不死|台學者吳叡人:香港難像當年台灣一聲禁令取締媒體
新聞自由記者戒嚴台灣吳叡人
台港近年同樣面對大陸打壓,兩地民眾惺惺相惜,彼此攙扶,亦互相借鑑經驗。(資料圖片)
不少人都將香港現時的局勢,與上世紀台灣戒嚴時期比較。當年台灣的新聞環境是甚麼情況?與香港相比又有何相同和不同之處?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認為,台灣在戒嚴時新聞自由受到全面控制,而香港目前則尚殘存一定新聞自由空間,但不斷在縮小,正在逐漸走向與戒嚴下的台灣趨同(converge)過程。
身為學者的吳叡人,由學生時代起便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包括1990年野百合學運、2014年太陽花學運,亦經常就台灣、香港及中國政治問題發表評論,而他更是被前特首梁振英點名批判為宣傳港獨的《香港民族論》作者之一。他說,台灣的新聞自由是從無到有,相反香港則是從有到無。台灣從日本時代開始,就有嚴格的事前檢閱制度,終戰後到二二八雖有短暫的自由,但二二八後開始又緊縮,1949年戒嚴令頒佈,限制憲法賦予人民權利,再依據戒嚴令頒佈一系列限制言論出版自由的命令和法律(《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出版物管制辦法》《出版法》),加上1951年的「報禁」政策,即「限照(不發新照)」、「限張」、「限印(一地印刷)」。從50年代初期開始,台灣全面喪失新聞自由,1970年後期到1987年間地下刊物大量出現,是自由化的前兆,直到1987年解嚴。
吳叡人認為,現時香港的新聞自由仍未死亡,因為《蘋果》、《立場》等仍在運作,而且中共難以阻止香港人追尋真相。(資料圖片)
至於香港,港英政府於戰前1920年代省港大罷工後,由新聞處開始審查新聞內容,建立審查體制,1946年至1971年發記者證限制新聞自由,1971後逐漸開放,不過當時整體而言,還是比台灣自由很多,特別是關於國共問題的報道。97回歸後,中共開始非正式干預,傳媒有自我審查情況,到2010年代中港衝突加劇,新聞自由亦一點一點萎縮,2019年限制記者認定,2020年《國安法》頒佈後,正式開始大幅限縮新聞自由。
吳叡人分析指,香港並非以正式頒佈新的法律命令來限縮新聞自由,也不是由軍警單位執法,而是由北京當局、中聯辦及左報示意,港府各單位執行。例如蔡玉玲一案,就是律政司任意擴大解釋現行法律,法院配合方式執行,表面上是普通法的執法方式,其實背後有《國安法》加持,非正式擴大了行政權。另外如整肅港台,則是港府直接介入人事,空降李百全進來整肅,看似港府內部整頓,完全不涉及法律,其實背後是《國安法》發威。
在限縮自由的功能上,《國安法》體制和戒嚴法體制類似,但執行方法不同。《國安法》是大陸法,結合既有的普通法,改變了普通法執行方式,成為「威權法治」,而且是由港府執行,維持「間接統治」的外表;戒嚴法整個體制是大陸法,一體成形,織成一道嚴密的法網,而且由大陸來的軍警直接執法,具有「直接統治」的特質。
吳叡人亦認為,現時香港的新聞自由仍未死亡,首先《蘋果》、《立場》等仍在運作,代表香港仍然有反對聲音;其次只要中共仍想依靠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其對付香港的手法難以像新疆般極端,加上香港行普通法,難以像當年台灣一聲禁令迅速取締,要限制新聞自由亦只能利用法律條文逐漸削弱傳媒功能,而這便提供了一定空間。而最重要的是,香港社會高度發展,民眾教育水平較高,亦與民主世界連繫密切,因此中共的洗腦手段不可能成功,亦不可能阻止香港人追尋真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