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武漢爆發了新型肺炎病毒。中國官方（最初）公告的數字是218個確診病例。但外媒如BBC評估是至少有1,700名。中國仍然是個資訊不透明的地方，對他們的官方而言，控制訊息的重要性仍然是大於人民知的權利。媒體是宣傳單位，而不是中立的平台。自然，其訊息控制背後的理由往往是公共安全，這邏輯的背後則是國家官方對普通人的智慧無法信任，一切只能政由上出，民間社會沒有被給予發展的機會。

2008年中國發生汶川大地震，曾經被視為中國NGO發展的元年，有無數志工團體進入災區援助，當時的互聯網發揮了重要的連結作用，讓災區之外的人也動員了起來，參與在一個大於個人生命的共同目標之中，去支援比自己更弱勢的人。但在那之後，中國在經濟上更富裕，政治上卻更緊縮了。如果讀寇延丁的《敵人是怎麼煉成的：沒有權利沉默的中國人》，會發現這個「變化」背後最可怕的，是有一種「國家機器」還保留著文革以來的「不變」在繼續運作。一直從事社運的寇延丁在2014年被以顛覆國家罪名逮捕。她在監禁處遇到三個審訊者，是三個沒有隨時代改變，仍然操著文革語言的人。寇延丁在獄中的挑戰，是絕不能掉進他們那訓練有素，層層入人於罪的語言中，要突破那三人想要假國家之名編派給她的罪名，闡明自己的敘事。

那三個審訊者，屬於一個擅長把「人」製造成「國家敵人」的機器。這個機器掩埋在繁榮發展的表面之下，繼續作為新中國背後政治控制的骨幹結構而運轉。台灣也曾經有那樣的機器。然而在90年代初，由於民主體制的建立，使我們可以在那機器身上鑿洞，讓光透進去。我們要珍惜藉由民主從密室逃脫的歷史，珍惜內外價值的一致，而不是那些建造在壓抑控制的密室之上的表面光鮮。

撰文：張惠菁╱台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