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日本人早已對俯首聽命、積弱的中國習以為常。六、七十年代,中國受到西方圍堵,只有少數日本左翼人士跟北京交往,故日本政客在北京很受禮遇。一九六○年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訪華時就侵華戰爭道歉,毛澤東卻說:我還要感謝皇軍,沒有皇軍進來,我還下不了山。八十年代以後,中國的改革開放亟需外國資金技術,而日本此時向中國提供日圓貸款及無償援助(每年幾十億美元)。因此,每逢中日關係出現問題,北京總會忍讓,並全力遏制國內的反日活動。但隨着國力日增,中國開始向日本「說不」,
對日本不假辭色,日本人又怎能接受這種改變呢?
因此,無論日本,還是中國,民間都有很大的壓力,要求政府強硬應付對方的「不合理」行為。但是,只要這種民間壓力不會直接變成政府的政策,而未來一段日子又不再發生事故,中日關係應能稍稍喘口氣。
至於北京的反日浪潮,很可能就像九九年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後掀起的全國反美示威一樣,幾天後由最高領導層發表措詞強硬的講話,然後示威抗議活動自動的偃旗息鼓。畢竟,這次反日示威,跟上次反美示威有很多相似之處,完全在政府的操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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