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牌事件之後，又發生了威爾斯親王醫院因實施配額制而引致病人錯過肝臟移植手術機會的事件。衞生福利局局長楊永強表示不能接受威爾斯親王醫院的做法，似將矛頭指向威院行政總監張明仁。醫學界立法會議員勞永樂直斥楊永強卸責，他說：「在問責制，楊永強第一件事應向全港市民道歉。」主流傳媒也紛紛批評楊永強卸責，並批評醫管局沒有把事件公布乃黑箱作業，直至被傳媒揭發才表示要徹查。
在此之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訪問籠屋，因少記者在場，而顯得無精打采，與老籠民無言以對，也被傳媒揭發和受到批評。
加上除牌事件，相信必有一些問責高官感到，這問責高官的職位，真是難做。從他們的角度看來，或會認為是民主派議員和傳媒挑剔，把明明不是他們直接負責的事情的失誤，編派到他們頭上。他們當中甚至會有人認為，民主派議員和傳媒是針對他們個人，或針對問責制，要打擊問責制，是反董反問責制的「陰謀」。
若有這種想法，那麼整個社會的分化、對立，就無法調和了。
筆者期望問責高官，能易地而處地想想，不僅是如董伯所說「想市民之所想」地為市民想想，也要為在立法會中認真議事的議員想想。
首先，問責制是相當重要的體制改變，這麼重要的改變，卻沒有經過諮詢，更沒有如港英時代的「綠皮書」、「白皮書」的階段去收集民意，甚至沒有給足夠的時間予認真議事的立法會議員去詳細閱讀大堆文件，而是仰仗立法會中只知保皇而不認真議事的「粗暴的多數」，用霸王硬上弓的辦法通過。於是，問責制一出場，民調對董伯的評分就創新低，而對新班子不滿的也高過滿意的十個百分點。
其次，行政會議的組成，擺明了是要掌控立法會的「粗暴的多數」，以便可以完全不理會反對派議員。問責制和「反恐法」的通過，就是明顯地不尊重認真議事議員的做法。
其三，問責制推出時，董伯表示，未來五年，特區政府會是一個勇於向市民負責的政府，是一個更加開明、開放及進取的政府。市民、輿論及負責任的議員，自然要認真看看問責高官如何勇於負責，及如何開明、開放啦。
因此，如果說，主流媒體、民主派議員和輿論，針對問責高官，那麼這種「針對」，也是特區政府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