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大學的同事問我：「補選行政長官的任期是兩年還是五年有甚麼大不了？為甚麼你們要反對？在美國，若總統辭職，副總統便自動補上，任期便是原總統餘下的任期。所以，香港的補選行政長官出任餘下的兩年任期應該沒有甚麼不妥當！」不少朋友也有同樣的疑問，我的回應是：問題不在任期是兩年還是五年，而是在於《基本法》如何規定。

陳文敏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成員

《基本法》的規定很簡單：第四十六條說行政長官的任期為五年，第五十三條說行政長官短期不能履行職務時，由政務司長、財政司長、律政司長依法臨時代理其職務。行政長官缺位時，應在六個月內依第四十五條的規定產生新的行政長官。第四十五條說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規定。附件一又怎麼規定？它說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八百人選舉委員會產生，具體選舉辦法由選舉法規定。附件一或選舉法均沒有提到選舉出來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於是唯一合理的條文便是返回第四十六條，即任期為五年。這也是香港法律界及當初特區政府的共識。
這個推理看似簡單，但它的說服力便正正在於它的簡單直接。美國的情況是法例已明確規定總統出缺由副總統取代出任餘下任期。《基本法》沒有這樣的規定，唯一規定是行政長官的任期是五年。
喬曉陽先生提出的論點非常迂迴曲折：既要引用內地的慣例（但國內的慣例何時開始適用於香港？），又要引用外國的例子（但人家在法例中作了明文規定！）。
若說是立法原意，卻又拿不出任何證據（如當年草委會的會議紀錄，大可拿出會議紀錄證明這是立法原意！）。甚至搬出去年人大釋法，指該釋法已清楚說明第三屆行政長官於二○○七年選出，於是現在的行政長官只能出任第二屆行政長官的餘下任期（難道人大常委會獨具慧眼，在去年已知悉董建華將於今年請辭？）。所謂強詞奪理，莫過於此。
至於說選舉委員會與行政長官任期相同，故第二屆的選委會只能選第二屆行政長官，即餘下的兩年，這論點似是而非。按這論據，第三屆選委會也只能選第三屆行政長官，但目前選委會的任期與行政長官的任期並不重叠。
第二屆選委會於今年七月便任期屆滿，假若行政長官一職於今年七月後才出缺，自然由第三屆選委會負責推選行政長官，這樣，第三屆選委會既要負責第二屆行政長官的補選，又要負責推選第三屆行政長官。這個論點不攻自破。

香港法律界認為五年任期的論據清楚簡單，喬曉陽先生的兩年任期的論據則迂迴曲折，令人難以信服。《基本法》草擬當初，可能沒有考慮到行政長官中途出缺時補選任期的問題，這也難怪，任何地方的立法者也沒可能預見立法後所出現的一切可能情況。
法律出現漏洞時，恰當的方法是修改法律來填補空缺，而不是扭曲原來文字的解釋，改變原有的文本。從政治角度考慮，兩年的任期是可以理解的，但假若為了一個政治原因而將清晰的法律條文置諸不理，當解釋變為無中生有、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時候，法制何在？法治何存？如果法律的解釋可以隨統治者的意思改變，《基本法》的規定還有甚麼意義？
修改《基本法》可行嗎？「北大人」說人大每年只開一次會，故沒可能修改《基本法》。這論據有點像當日有人問怎樣定下人大代表為三千人時的答案：因為人民代表大會的會堂只能容納三千人，故此，人大代表的數目便定為三千。
這種本末倒置的論據，令人啼笑皆非。世界上哪有一個最高立法機關每年只開一次會？有哪一個立法機關會說因為每年只開一次會，所以不能在會期外立法或修法？如果這是一個理由，那人大已明顯無法履行立法職務。事實上，人大每年開會已成為北京一年一度最大的嘉年華會，人大制度本身已有迫切修改的需要。
我們反對釋法，並不因我們在乎特首的任期是兩年還是五年，而是我們在乎香港的法治和中國法制的發展，我們在乎法律的解釋必須是客觀合理，並非可隨主子意思被任意扭曲。當釋法已淪為指鹿為馬時，當在政治現實下，釋法已是勢在必行時，作為香港法律界的一分子，我們至少應堅持法治的信念，不趨炎附勢，捍衞法制中一些基本的價值和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