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18日)一則港聞：1歲與5歲兩兄弟確診新冠肺炎在瑪麗醫院接受隔離治療，他倆母親在社交平台發文說兒子全日穿上約束衣，擔心他倆心靈受創。治好新冠肺炎，卻造成日後（長期）有恐懼陰影困擾，豈非飲鳩止渴，可能得不償失，害大於利。醫管局馬上表示，事前家長知道。

是否徵得家長同意這裏不談其爭駁。我重提這宗約束衣新聞，乃因為看到一齣由李察基爾（Richard Gere）主演的電影《State of Mind》，知道在醫院內治療方法可能不只一種，而選擇哪一種都有爭論，而裁定哪一種才正確，可能要經歷很長時間，例如20年。電影講的是早期美國精神病院，那時候醫療技術未成熟，今天我們回顧，會更清楚治病原則，很值得大眾知道。

同樣道理，今天香港發生約束衣新聞，那麼社會大眾也應該思考一下，兩小兄弟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療，有否需要綑綁。醫院說出理由，綑綁乃為了保障病人安全。醫生是權威，病人可否質疑、挑戰權威？這個大問題，一般人難評議，這時候，我們便看歷史，或者看看文學。

《State of Mind》內容與幼童穿約束衣，沒直接關聯，但有相近之處，所以值得向大家提出來。電影乃改編自真人臨床心理學家Milton Rokeach（電影中改名為Alan Stone）的一件真事：1959年，在密芝根Ypsilanti精神病院內，有三位病人自稱耶穌基督，而Rokeach負責主診。美國精神病院在1959年的時候，治病有三寶：shock treatment（電療，以電擊病人，逼令病人馴服）、綑綁（美其名為約束衣）、鎮靜劑（要病人食藥）。開明醫生Milton Rokeach看不慣病人受電療與綑綁之凄慘痛苦，多次上報，表示反對，但院方仍繼續。

到Rokeach主治這三位自稱耶穌的病人時，當然不應用該三種殘忍方法，而改用疏道行動。他安排三位「耶穌」坐在一室，三人輪流當主持一天，大家相互對話，而醫療助手在旁觀察，看他們互相激發，希望他們有可能自行辨識出事情對錯，而慢慢改善自己的病情。

醫院管理層懷疑他的前衞治療方法，先制止他工作，繼而更換醫生，還舉行聽證會，檢視他的方法有否犯錯。管理層如此處理，大大折磨一位進取醫生。幸好，後來公道得以申張，Rokeach治療權利得到恢復，但要離開Ypsilanti精神病院，而三位「耶穌」跟他轉到紐約去，繼續接受治療。

20年後，Rokeach寫成治療此宗病例的研究報告，獲得精神病界最高榮譽的Kurt Lewin Award，該個治療三位「耶穌」案例十分著名，在2017年，已拍成電影《Three Christs》。到2020年，HBO取得版權，編輯成《State of Mind》版本，引導更多觀眾認識該個醫療案例。

怎樣來評定一個社會文明水平？而評價標準怎樣訂？這個時候便輪到文學出場。

1962年，美國作家Ken Kesey出版小說《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暴露精神病院內不人道醫療情況，大學課堂上有討論，並且視為反建制、打倒專制的重要文獻。

到1975年社會運動興起，Milos Forman把該部小說拍成同名電影(港譯《飛越瘋人院》)，更引起大眾關注，積尼高遜演病人，領導多位性格病友，齊來對抗暴君女護士長，電影院觀眾亢奮到起立支持，而積尼高遜自此成為巨星，還搖身變為美國電影史上英雄人物。該部Ken Kesey小說與Milos Forman電影，現在雙雙成為美國反抗專制統治的聖經。

把精神病院搬上電影銀幕，乃美國文化，而美國社會便因文學、電影興盛，逐漸趨向於開放與文明。對比之下，香港好多家長到今日仍然認為讀文學沒有用，看小說浪費時間，日夜希望兒女入大學讀醫科，到有一天他們年幼兒女在醫院治病，要全日穿上約束衣時候，他們或許會驚醒，但那時候，他們又可能發現，社會大眾全是他者X街主義者，並沒有像積尼高遜與李察基爾這樣高尚的電影英雄跳出來爭取公義，為他們說話。

以電攻擊病人的電療方法，或許已不再用，但約束衣、鎮靜劑這兩種醫療方法，仍在應用，精神病院內不人道情況，在幾十年來改善多少，要在開放日舉行時，或許會透露多少。

香港的醫學教育，近年大改進，要求醫學生在學期間，讀一定數量文學作品，有甚麼用？功用在於培養「精誠大醫」，大醫生不會光消滅新冠肺炎病毒，而造成病人心靈創傷。醫生不只是醫病，而是醫人。

撰文：張錦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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