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網民發動、普羅市民自發參與，幾乎全無政黨和社運組織動員的「抗議政府黑箱作業拒發免費牌照予香港電視」的遊行集會，人數竟然高達12萬，聲勢猶在反國教運動之上，不但是空前的紀錄，也為社會鬥爭帶來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
2003年7.1大遊行以後，公民社會成形，社會議題發展成為社會運動，從保衞利東街催生的文化保育運動、菜園村事件、反高鐵、反國教到目下的港視無牌事件，都明顯可見是由民間團體、社運組織和持份者發動，與過去由政黨帶領的情況截然不同。政黨多年來因循保守的不濟表現、黨派鬥爭和親建制傳媒的肆意抹黑，都是令公眾對傳統政黨和政治領袖，敬而遠之，基本抱持懷疑和忌憚的主因。另一方面，八、九十後相繼冒起，突破傳統模式，為社運注入新動力和帶來新氣象，自然迅速取代故步自封的傳統政黨和政治領袖，成為民間寄望的新興政治力量。
八十後的代表作是反高鐵，鼓吹所謂快樂抗爭，雖未能成功阻止高鐵興建，也保不住菜園村，卻一度成為反叛青年的時尚。九十後的反國教鬥爭，回歸七十年代學運的傳統，以學生組織為核心，串連家長和其他社運組織，成功發起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迫使特區政府最終讓步，撤回推行國民教育。
但和平非暴力鬥爭的社會運動，以目標為本，終究並非社會革命，不能一蹴即就，促使社會徹底改變，甚至改朝換代，更換政權。對於在社會政經矛盾日趨激化下飽受煎熬亟欲改變現狀的政治覺醒社群而言，因為有所期待，自然易生不滿，所以「激進主義」由是而生，極端者甚至懷疑所有領導，用陰謀理論解讀一切，猜度動機決定取向，結果催生「騎劫」症候群，諷刺地在缺乏政治鬥爭經驗的社會大眾和持份者之間，散播和鞏固非政治化的心態，根本不利社會政治運動的發展，本質上實與取消主義無異。
今次在運動期間，無端掀起一場所謂「左膠」、「右膠」的爭拗，正是懷疑主義的極端表現，不單背離事實，更可能產生負面的標籤效應，令理應施予援手的政黨、社運組織以至積極民眾卻步，最終令運動無疾而終。
無可否認，港視員工是今次運動的主體，而王維基是核心的靈魂人物。但王維基一直表示不搞政治鬥爭，拒絕領導，無論是出於個人信念抑或策略考慮，都不利運動的開展；加上港視員工缺乏政治鬥爭和組織經驗，連政總集會的安排亦要假手立法會議員毛孟靜，現場秩序則由學民思潮和一群社運活躍分子負責，如果因為「政治潔癖」拒與外來支援力量合作，甚至撤離廣場，運動能否持續發展和壯大，頗成疑問。
事實上，運動並非單純發牌問題，更涉及剝奪廣大市民選擇權的自由、破壞既成規章制度的法治、違反公平原則和獨裁黑箱作業蔑視民意（民主）等問題，政治組織和公民大有理由介入。現時人民力量已宣佈接力圍堵政總，運動出現兩條戰線，廣大市民不免產生疑問：究竟應該支持港視員工繼續爭取政府合理解釋和發牌？抑或升級成為捍衞自由民主法治公平的社會運動？儘管兩者本來就應該合二為一，並無矛盾。
歸根究柢，社會運動從來都要面對領導和策略的問題。「右膠」基於對「左膠」過往令人失望的表現不予信任雖然有一定道理，但自己提不出替代（Alternative）的策略，身體力行，用實踐示範可行有效的鬥爭策略，反流於謾罵攻訐，結果只會打擊運動的成效，適得其反。
矛盾分主次，最大的敵人永遠是689的港共政權。嚴打同路人卻放棄圍剿狼英政權，顯現的只是中國人擅於窩裏鬥的劣根性，不足為法，難成大器。

黎則奮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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