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存有一箋短簡,寄自潘世茲先生,僅寥寥數語:「越明同志,本星期日(九月十一日)下午二時,在我家放映聖約翰大學校友會在香港開會情況錄影,如你感興趣,請你一起來。」附記湖南路某弄某號,是他居家所在。其實,那兩年每逢復旦大學發薪日,我都去外文系代領他那一份,送上門去,自然無須告知住址。也難怪,此函落款為一九八八年九月六日,老人其時八十有二,已步入暮年黃昏。
他早就不出遠門,那年三月中旬香港之行或是最後一次,畢竟意義非比尋常。我那天應邀去看了錄影,當時攝像技術未普及,他在聖約翰首屆全球校友聯誼會上致辭的畫面,看上去不夠明晰,聲音也不清楚。放完後,他取出致辭的英文稿給我看,大意是說:具有悠久歷史的聖約翰大學,在中國消失了近半個世紀,聖約翰人也星散各地,難得一聚,但不管遭遇順境還是逆境,聖約翰精神不滅,那就是校訓“Light & Truth”(「光與真理」)對我們的昭示:在任何環境下,都不會放棄對光明、對真理的追求。他引用的校訓,是麥甘霖牧師(Rev. Dr. Cameron MacRae)於一八九九年擬定,帶有聖潔的宗教色彩。
老人當時告訴我:「這麼多年了,大家都想不到還有見面的一天!一些女同學聽我致辭時哭了。」他的內心,比現場三百多位校友更激動。一九三九年,他從英國劍橋大學獲歷史學碩士,回國執教於滬瀆的聖約翰大學,在這所「東方的哈佛」先後任歷史政治系主任、教務長、代理校長,眼看着新政府主導高校院系調整,它作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象徵,從此湮入史塵。
前兩年,我曾撰寫《〈三字經〉的英譯者》和《「寶禮堂」後人》兩文,詳述潘世茲在抗戰時期為免遭日寇掠奪,將家傳上千冊珍本古籍運到香港保存,中共建政後主動運回捐獻;一九五七年卻因直言被劃為「右派」,「文革」中又遭誣告獲刑囚監七年;平反時已逾退休年齡,把《三字經》譯成英文在新加坡出版,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入「兒童道德叢書」。然而,有個最能說明他後半生坎坷經歷的細節,得自兩位師長的回憶,我卻不忍下筆述及:從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起,復旦大學連刮三天「鬥鬼風」,數十位教授頭戴高帽,臉塗墨汁,被積極投身「文革」的學生們喝令在操場爬行;他也在其中,竟被逼着從學生的褲胯下鑽過去!那個年代對知識分子的迫害,瘋狂又荒誕,與人類文明背道而馳,拋卻了最起碼的道德和良知。老人身負高壓,滿懷屈辱,真難想像是怎樣忍受而挺過來的!也許,他在心裏,一直默誦着麥甘霖牧師從聖約翰校訓化出的校歌尾聲:
“… so Light and Truth shall come!”